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七）戒严了，戒严了

1947年二二八以后，台湾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政治上，清乡带来的白色恐怖自不用说。社会上，蒋大人在大陆的仗越打越不灵，大量的“外省人”开始涌入台湾，粗估计，此波大陆移民之前，台湾人口已达700万，这之后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陆移民潮结束，台湾容纳了一百二十万新人口。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移动与其带来的广泛文化杂交。原有的日式殖民文化，遭遇强势的大陆天南海北文化（“领导们”都是新移民，自然强势）。如同一大托盘卷裹台湾小菜的日式饭团，上面浇了一炒勺的麻婆豆腐东北酸菜炒年糕酱爆茄子。本该热闹非凡，白色恐怖之下又压抑无奈。今日“台湾文化”就是从那儿长出来的。既然是介绍台湾的民主路，咱还是拣政治的说。

大家大概都知道中国有个与学生有关的六四事件。六四之前整四十年，中国有个与学生有关的四六事件，发生在台北。从1947年起，大陆蒋大人治下的一些大城市发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当然是经咱党关照的。运动1948年也传到台湾，成为“救苦、救难、救饥荒”运动。因为有大陆来的学生加入，大胆推测这里大概也有咱党的痕迹。

1949年3月20 日，台大学生何景岳与台师大学生李元勳骑车带人在台北市里自在，被交警拦住起点儿小纠纷。结果学生哥俩被打还被弄警察局里去了。那时，警察打个人啥的，鸡毛蒜皮的事儿，没人理。这次正巧学生在“运动”，于是来了不少学生把警察局给围了。警察吗，基本上欺软怕硬，见来了不少学生，赶紧把人放了，还腼腆的道歉。事情原本就结了。可是，学生要庆祝，不但喊出大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类的口号，还在3月29日成立了一个覆盖全台北市的“学生联合会”。这下惹动了一位手黑的，陈诚陈将军。

1948年底，台湾的省领导已经换将。国民党省党部换蒋经国公子当主任委员（就是咱的省委书记），陈诚任省长兼警备司令，陈是蒋大人亲信里面的亲信。蒋公子暂时只有名而无实，人一直在大陆没过来，台湾就陈诚一个人拍板。陈政治敏感，直通天听大权在握，而且手很黑。1949年，党国已是闻“共”色变。大陆的学运既有“共”影，台湾的学生现在闹学运，还向大陆学运模式发展，不是共也是共。于是陈诚出手镇压。

1949年4月5、6两天，党国军警进台大与师大校园抓人。其中4月6日去师大抓人时，学生弄点家具之类的自卫。结果国军“攻坚”，抓了二百多学生。事后有七位学生被枪毙。这就是四六事件。其中台大的部分，校长傅斯年曾以命相争，但是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出真理的原则下，傅校长谁也没救成。

四六与六四，虽然背景条件全异，但用军队办学生的基本点相同。六四的许多要点，还在那个大幕之后模糊。而四六的轮廓基本已清晰。陈诚抓学生进而杀人，基本是出于恐惧。毕竟，有大海相阻的台湾是党国不能放弃的最后家园。学生成立个联合会与太祖爷的军队会从海上杀过来由必然的联系吗？应该没有。但是四六时的陈诚不知道这个。恐惧之中，动物本能全面接管，把认为造成恐惧的因素除掉。于是就是抓抓抓，杀杀杀。中国历史上，像张献忠那种娱乐性杀人的有过，但是罕见。其余的杀人，很少是出于勇气，多是出于恐惧。四六之后四十年的六四，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命令咱军攻击前进的人是否也是因为心中充满恐惧？ 等着历史的答案吧。

陈诚的恐惧，四六之后马上现形。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政府与警备司令部宣布全省戒严。这个戒严，不是二二八时谁都不许上街的戒严，无涉具体派兵站岗的游戏，而是法律层面的戒严。就是说，宪法与法律靠边站了，警备司令部最大。其实前面军警随意进大学抓人已经是警备司令部最大，戒严，就是把存在给“合法”一番。

戒严都管啥？ 不许非法集会！不许乱出书报！不许结社！不许请愿！不许罢工、罢课、罢市、罢业！从穿越的角度编成奥运歌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呀”！不错，1949年，台湾的党国有大难临头的恐惧，太祖的军队说打过来可能就打过来。戒严的最好借口就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世界上的戒严也大多说是为了护卵。被戒严的牺牲个人权利拥护戒严就是爱国。爱国政治还真不是太祖发明的。 党国系统与太祖系统，其实在许多方面是孪生兄弟。

让同胞们放弃权利以防太祖爷打过去当然只是借口。戒严令之后一年多一点，北朝鲜的金日成将军决定伸援手救蒋大人出水火，挥兵汉城。美国老大哥的海军于是入台海，太祖爷放在党国脖子上的刀被推开，性命之虞的借口消失了。戒严令取消了吗？别逗了！戒严令一直延续了38年，就是到了1987年蒋经国著名的解除两禁。后来的抓“匪谍”等诸多条款，也是戒严令的私生子。党国靠戒严自保的瞬间，同胞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该有最基本的做人权利这种小事根本没往心里去。当然，党国那个体系，有的地方比太祖还是要温柔一些。戒严令中有提到国民权利因戒严被剥夺的，日后可在戒严终止时靠法律诉讼补救。虽然后来的补救很是稀松，起码个人权利还有个位置。太祖爷那个就明说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权利你个腿阿。

有了戒严令，后面还要有些具体的管人措施。1949年5月24日于是就通过了个“惩治叛乱条例”（非限台湾，覆盖全“中华民国”）。这个条例里面有一大堆“卖国罪”、“内乱罪”、“通敌罪”、“暴动罪”等该杀之罪。不很细致的资料有示，1949年至1954年的白色恐怖之峰期间，台湾有三万多人被捕，四千五百多人被枪毙。不要看不起民进党。后来陈水扁以降的一干人有可能是冲着利益来的，但当年民进党早期的创党人士确曾提着脑袋争权利来着。

也有容易让人起穿越之心的。惩治条例里有这么一条，“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没错，无期徒刑！！！ 前些日子薄大人职务变动，孔教授电视上声称发生“反革命政变”也就混过去了，咱党有时候也挺随和的。可是孔教授经此一役应该知道，法治是大事，光靠法制不灵。法制，你孔庆东的言论就可以用颠覆罪给你罩上，那也是法。不罩你是咱党仁慈。法治则不同，以言论获罪是可以大家立法商量的，这个大家也包括你孔庆东。

戒严，为了护卵。拥护戒严就是爱国，也是爱卵，也是爱自己。这个逻辑全世界很多聪明人试着用过，屡试不爽。

下篇预报：三七五，土改了。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六）省籍，子弹刻出的疮疤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国家的军队用枪指向百姓并扣动扳机之后，都会留下巨大而经久的伤害。

“二二八”在形式上与咱的“六四”有共性。国家军队枪口向国民，死伤一片，然后藏匿真相，不许讨论。

可是，从后果看，二二八伤害要大大超出六四。不错，不像六四，二二八在“国军”屠岛之前确有大范围暴徒行凶，并且，二月二十八日之后，同胞手里有些武器。这些，给国军的初始暴力些许借口。但是，国军后期大规模杀人已与二二八前面的暴力无关。最要害的是，杀人的与被杀的有可被区分的群体背景。

在六四第一线，开枪的和躲子弹的，可以是同性、同姓、同乡、同籍、同学、同事、同家。双方只是有暂时的身份区隔，并无其他持久的差异之处。六四之后十年，当年开枪的士兵与躲子弹的学生有可能成为无间的至爱亲朋。二二八则不同。台湾，后来有个持续能被捅痛的疮疤，叫做省籍，本省人与外省人。

啥是本省人？就是1945年10月17日国军基隆登陆前就在台湾居住生活的同胞。换句话说，是曾有过日本臣民名号但非日裔的台湾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国军登陆以后再从大陆赴台的，以及他们的后代，就是外省人。当然，后来有诸多通婚，界线不是铁板一块。二二八发生时，死在军队枪下的基本上是“本省”同胞，也是二二八死亡同胞的主体。当时军人以外的“外省”同胞不多，以官员与官员眷属为主。“外省”同胞也是受害人，是二二八死亡中的少数，多在前期为暴民所殴杀。 （同胞的民族结构，请见网友“小艾妈妈”最近的新帖，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7781/201203/21928.html）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群体之外，还有个小小类，所谓“半山”。因为大陆同胞在海外以“唐山人”知名，同胞管大陆人称“阿山”（这个，有些蔑称的意思）。台湾日治时代，同胞中因各类原因，有许多在大陆生活。日本投降后，从大陆返台的“原”同胞，成为“半山”，半个阿山。半山有个特点，语言文化两边皆通，可以成为本省与外省交流的桥梁。因为权柄都在外省人的手里，语言文化不通的同胞要接触权力，往往要找个半山来沟通。于是，半山成了那七品的宰相门房，有些功能型。如同咱们“改开”时代的海关关长，是个贪腐高危地带。现在台湾的头面人物，连战先生的父亲连震东就是当时居高位的半山，任台湾省参议会秘书长。所以国民党后来称连战为本省人，民进党就撇嘴冷笑。

二二八事件之后四十年，随台湾党禁报禁开放，事件被开放调查。查来查去，没查出有蒋介石大人下令开枪的证据。非但如此，连公署长官陈仪的“犯罪证据”都找不到，只查出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反动罪行”，包括称“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以及“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的列宁语录。就是真如此，涉及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大事，能够跳过国家领导，台湾长官公署领导，而由一个小小的参谋长定夺，这是什么政府？这是什么文明？当时的党国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真是深植于野蛮之中。二二八的著名“屠夫”之一，时任高雄要塞守备司令的彭孟緝，居然将前往要塞谈判的五名民众代表中的三位，当场枪毙。两军交战都不杀来使，何况是你负责保护的民众？再说了，就是该死，法律何在？毙完代表，彭派兵出要塞用机枪去嘟嘟民众。彭氏在高雄杀人如此有效，以至三月八日国军的援军到高雄后都无事可做了。这样一位猪头，日后不断高升，曾任蒋大人在台的国防部参谋总长与陆军总司令。所以二二八屠岛的事儿，就是蒋的事儿。生命，人权，个体尊严，对蒋毫无价值。这点，蒋比咱党都差的远。不信你去查一查六四时“英雄连队”的“英雄好汉”或是“英雄事迹”，早被咱党给挖一大坑埋起来了。

原本已对代表“外省人”的军队大开杀戒痛恨到极点，愚蠢的党国系统还要再在同胞们的新鲜伤口上撒盐。二二八之后不久，党国开始对全台实施包括“连坐处分”在内的全面“清乡”。关于百姓被带枪的从家中带走就再也不曾回来的事情就起于此。由于“清乡”时党国已无大压力，节奏就慢下来。于是被抓之人的亲友们有了些许援救的机会。知道咱们现在局子里面“捞人”的把戏吧？同胞们的“捞人”游戏起于二二八后期与清乡起始。于是抓人可以成为发财的手段。而捞人的过程也需要中介，半山们的骂名也多了一个。不是说半山里坏人多，而是邪恶系统之下，独特的时空环境给了一群特定的人展示人性恶的最佳机会。

试想，半夜，有凶狠的敲门声。打开门，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你。于是父亲、丈夫、儿子或是哥哥弟弟就被带走了。然后你要快速决定，是否要托人找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半山说情，再把家中的所有财产变卖去赎人。而这种恐惧的权威性有几千个新亡魂在后面撑着。无奈之后的愤怒，半山，全山，外省，国军，党国，老蒋，大陆当然全是坏东西。同胞的那份情绪，精神原子弹阿！1947年的同胞，也许不知道啥是真正的民主，啥是完美的法治，啥是普世的人权。但是有一点肯定清楚，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体系是一定要除掉的。

同胞们巨大的民主动力，二二八的血和人命奠的基。

2008与2012年，作为外省人的马英九连续两届当选总统。外省人在台湾的人口组成上少于15%。同胞们的民主素养应该已经超出了愤怒，仇恨与复仇。中国人国民性上的善良与宽恕回归了。不过，咱既是穿越，也顺手八卦一把。

下面是历届台湾的大选日期：

1996年3月23日

2000年3月18日

2004年3月20日

2008年3月22日

2012年1月14日

1996年的那次，李登辉为何选3月底不得而知。只知道李是个极有心计的人。

2000年，国民党分裂，阿扁当选。

2004年，国亲和，连战宋楚瑜卷土重来，声势大振。后来说，两颗子弹救了阿扁。也许。但在那之前，2004年的二二八，民进党办了个大型的造势活动“二二八百万人牵手护台湾”。选前不到三周，把“本省人”的仇恨拎出来激活一番，为阿扁后来的翻盘积聚了能量。

2008是对扁的全民审判。

然后是2012。马的选举操盘手是号称最会玩选举的“金小刀”金溥聰先生。对台湾选举门清的金小刀会不知道选前被对手二二八造势的厉害？ 太侮辱金的智慧了。结果是选举于1月14日举行。马赢八十万票。

就蒋大人治下党国在台湾杀的那些人，马英九容易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事别造孽。

下篇预报：戒严了，戒严了。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五 ） “二二八”---心比天高的结果

“二二八”，但凡关心同胞事情的父老乡亲想必都略知一二。先把故事快进如下。

日本投降，台湾判给中华民国。国军1945年10月17日乘美军军舰在基隆登陆，接收台湾。一年另四个半月之后的1947年2月27日，一位四十岁的小贩林江迈大嫂在台北沿街兜售香烟包括走私香烟。官府专卖局持步枪缉私干警多人将林大嫂查获，扣所有香烟（简单背景一下。台湾日治时许多日常物资由“政府专卖”，是日治时台湾主要财政来源。民国接收后照旧，仍是油水所在，香烟属专卖商品，于是有走私品）。林大嫂拜求诸警，纠缠之下，林大嫂头部着一枪托。重伤，后毙。集市众人围追诸警，一警对天鸣枪，枪弹斜杀另一民众陈文溪。犯众怒。民众于次日，二月二十八，上街鼓噪，围警局、专卖局、行政长官署。有军警开枪，数十死。由于国军多在大陆与太祖争天下，台无甚兵，全台民众鼓噪，聚众抗官，进殴打扑杀“外省人”。乱局。民众傻谈判，要民主。３月８日国军援军到，登陆，开杀戒。全台前后死者众，估六千多至几万人，多源异数。

这就是二二八。 藏在后面的故事就纠结了。

二二八死了那多人，中间必有尖锐矛盾，火气一定很大。为什么火呢？ 用穿越的眼光，理解就容易了。想象同胞是文革开始后中小学、研究所、大专院校、国家机关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煽起来了，急于跟上太祖爷的革命步伐；国军、国官是太祖爷派来再教育知识分子的“军代表”或“工宣队”。角色摆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同胞摆脱日治，向往自由，向往幸福，向往让打败强大日本的老“祖国”大力提携。那心情就是要“翻身做主人，深山见太阳”。而接管的国军、国官却说，好好“改造思想”，好好学“革命语言”（同胞通“国语”的不到百分之一），忘记那个毫无结果的“新文化”运动，你那日本腔很刺耳，民主你个腿啊，把钱财、身体与灵魂都献给党国。如果“军代表”与“工宣队”个个跟雷锋似的，光是没文化同胞大概也就就忍了。可是，国军与国官们实在是太提不起来。

讲点儿细节。45年10月17日年国军登陆基隆，同胞们是箪食壶浆相迎，欢欣鼓舞。当日的报纸如是说：“数万台北市民，云集台北车站前，各街头所建欢迎牌门，红绿七彩电光正辉煌夺目”。行政长官陈仪到台北时则“台北市民欢喜如狂、万人空巷、人山人海、情况热烈、前所未有。” 不单民众如此，精英们也对“老”祖国，“新领导”伸出了双手。但是，精英只伸手没开怀。思考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高呼吾皇万岁的知识分子已经异化成别的阶层了），知识分子对“新领导”是有保留的。毕竟前两任“领导”一任让同胞被“日本臣民”，另一任让同胞被“接着奴”，对“新领导”有所提防是必然。

精英们啥态度？请看美国答案。知道维基解密吧？ 现在同胞那边朝野两党都把美国老大哥当心理医生随意倒豆子。相信美国老大哥不是起于今日。老大哥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老大哥样子。同胞不好告诉日本人不好告诉国府的内心世界可以告诉老大哥。就在日本投降之后但是国军进驻之前，老大哥的军方情报机构先期入台“摸底”（台湾是咋收复的清楚了吧？）。访谈了包括同胞抗日精神领袖林献堂，后来海基会大佬辜振甫等在内的多位意见领袖。得出如下结论：同胞愿意回归为中国一省。希望能够自己领政。由于文化历史愿意亲近“老”祖国。不希望独立。愿意保持与日本联系但希望殖民的日本人离开（美国国家文献馆公布的文件）。

老大哥只是调查，对同胞的意愿没有任何承诺。同胞们于是把那个“自己领政”寄希望于蒋介石大人的头上，整个一个开国际玩笑。毛蒋也好，蒋毛也好，那一对老哥俩还是有许多长得像的地方，对权力的敏感与追求就是其中之一。是“自己领政”，就是蒋大人“自己”。

国军接管台湾之后，蒋大人派来了一位“台湾公署”的长官，就是陈仪。陈的权力，等同日本的在台“总督”，立法权加上行政权在握还是三军统领。同胞啥也没得到。没得啥也就罢了，同胞们还被告知要改进， 走出“日奴”情怀。啥是“日奴”。在大陆的“日奴”有个熟悉的名字---汉奸。因为台湾的“回归”地位，“汉奸”叫不响亮，所以是日奴。谁有“日奴”情怀？ 会说日本话的。 谁会说日本话？所有“台湾同胞我骨肉的兄弟”。这，已经是同胞们第三次被“被”了。被“日本臣民”、被“接着奴”、被“汉奸”。连在一起就是被“臣、奴、奸”。同胞们的心头之火可想而知。

回到二二八起头的火花。林大嫂悲剧的细节，同胞的年轻一代反不容易懂，咱父老乡亲到可以一点就明。试想，如若咱现在的“城管”，每人一只子弹上膛的步枪，咱虽不会天天“二二八”，却会日日“林江迈”。这点，表扬咱党，不但城管没枪，连一般派出所的警察都无常规配枪，给咱党少添多少麻烦。二二八之前，大街上所谓的“搜刮”成为常态。日治时也有缉私，但是没有明目张胆的私吞。国官来缉私，抄出走私香烟转手就掖自己兜里，再一转手就掏出来抽上了。国官们受贿，如此专业，以至于国官们穿的“中山装”被称为“中山袋”，因为中山装那四个口袋装起贿款来极其方便。贪污，勒索，假公济私，当时台湾遍地都是。这个还是在有名的清官陈仪的督导之下。没有制度，清官就是一贴狗皮膏药。有个真实的笑话。基隆专卖局的局长被曝录用自己的姨太太作属下科长。该局长后来出来辟谣，说那是他的太太，不是姨太太。

其实这种系统的腐败不是只在台湾有。为何二二八没发生在上海或南京？ 因为同胞们的期盼比别人高。经历了被清朝卖，被日本欺，曾有过“新文化”的觉醒，参与过最原始的民选，有过日本式现代化社会的经验（是在底层，但还是看过猪跑），同胞们对重回“坐稳了奴隶”的状态很没有兴趣。和当时大陆类似地方的人比起来，1947年的同胞是心比天高。

下面引一段台湾作者戴国煇与叶芸芸和著的书“爱憎2，28”中的一段，是戴先生对早年的回忆。当时戴先生上高三。

“1949年暑假刚结束，来自大陆的同学陆陆续续涌进我们建国中学来。有一天，我问刚插班进来的L君说：‘我看过一些大陆发行的刊物，像《拥护国民政府》、《军队国家化》、《官僚资本》等词汇，真搞不通它真正的涵义。既然成为《国民》政府，为什么还需要呼吁我们老百姓拥护？军队何以至今还要主张国家化？难道军队不是国家的吗？这在日帝时代是闻所未闻的。而官僚又怎么会有资本呢？做官的怎么可能变成资本家？官僚怎么会与资本粘在一起的呢？’

L君听后哈哈大笑说：‘戴国煇，你这个土包子，我们中国的国情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啦！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

忽然那个歌就涌上来了： “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下篇预报：族群，二二八的疮疤。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四） 抗战中的煎熬

相较抗战前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抗战后的“二二八”事件，同胞们抗战中的历史，后来的记录不多。这本身就是个故事。

说同胞们衰很大，不是瞎说。啥是民主？白话一点就是，我的事我有参与的余地。不怕当烈士，就怕“被”当烈士。上次说到1935年同胞中有百分之一的人争到了一份选举权，很可惜，那是同胞们争“高兴权”的局部顶点，之后是一路滑梯的出溜下去了。对自己的事儿，同胞们要享用参与权又等了半个世纪。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的侵华战争正式开始。东北之外的大陆父老乡亲也开始直面日本兵的皮靴。惨是很惨，但起码惨在明处，惹急了可以当兵抗日去。同胞们就不一样了，日本开战前并没有向同胞们请示，获取开战批准。在被满清皇帝“日本臣民”之后，同胞们又一次的让人给“被”了，“被”参战，而且不是一般的参战，是被强制“灭祖宗”的参战（祖宗不是不可检讨，但自主的检讨与强制的被灭是完全不同的事儿）。心灵之苦，可想而知。

历史的时空在大陆与台湾是完全不同的，大陆的抗战是台湾的“圣战”。台湾的官方语言抗战时早就是日语了，简称“国语”。前文所说的“台湾新民报”在七七事变前一个月被禁止再出中文版，同胞们很有限的些许自由全没了。日本是“中央”所在，所以是“内地”。大陆是战争对象，所以是“敌国”。同胞们被要求投入“爱国运动”，当然要爱“天皇陛下”的日本国。

让同胞们“灭祖宗”，自然是反人性。同胞们没有任何热情。于是被动员，就有形形色色的“榜样”。

“莎韵之钟”就是著名的榜样之一。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一名派遣在台湾的日本警察被征兵参战。这个警察的工作是在原住民区域管教学。应征入伍带行李请了一位17岁原住民女学生帮着挑，女孩的名字叫莎韵。结果挑妹莎韵被路上被上涨的溪水冲走而丧命。挺缺德的一件悲剧，大老爷们弄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干体力活，不负责任把孩子给送死了，文明社会该坐监狱的事儿，结果被利用了。莎韵，成了热爱天皇为“圣战”捐躯的“爱国青年”。1938年的事儿，一路吹到1943年。先是上报纸，随后县长表扬，县长作煽情诗，官办“莎韵”大合唱，“总督”颁奖（钟型的，“莎韵之钟”即源于此），官方拍电影，用“莎韵”命名地名等一系列炒作持续展开。

动员、榜样都是这个程序。 这个该是原版之一。文革时咱们在河里溺水而亡的金训华与莎韵的死亡方式接近，死后的被炒作也惊人的相似，异功同曲。只要心中有神圣，水再凶猛也要向前冲。太祖爷的“革命”手段，其实尽是“山寨”来的。当然，太祖爷还是了得，热爱太祖爷的金训华是为两根木头自己跳水里去的。莎韵妹妹该是被动的让水从路上冲走的。

同胞们被动员，是因为对战争没有参与意愿。“灭祖宗”当然不会招来热情，同时，日本人也从来不曾把同胞们认作他们的“同胞”。后来传说中大陆战场上的“台湾兵”其实是个迷思。抗战早期，同胞们是不能当“皇军”的。原因简单，日本人对同胞信不过。要知道，台日当局之前二十多年才好不容易把台湾社会上飘着的枪禁掉，防止武力抗日。重给同胞们发枪，心里障碍大大地。所以“台裔日本兵”以军伕为主，不配武器。只有到了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男人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同胞们才以“志愿兵”的方式成为有武器的“日本兵”。日本在台湾正式“征兵”是1945年4月的事，过几个月日本就投降了。整个抗战期间，同胞共有12万多成为日本军伕，8万多成为日本军人。而从军的同胞，主要被派往日本的南太平洋战区。

日本人对同胞们“灭祖宗”是全方位的，限制中国话，限制中国节日，限制中国庙，限制中国神，就是要彻底拔了你的根。后来又想出个缺德的，1940年初开始赏给同胞们拥有“日本姓名”的权利。说是“赏”，实际是强加，各地成立“改姓名促进大会”强推。像当年“新文化运动”时的精神领袖林献堂先生（后文会有更多介绍）就被多番威胁利诱改名字，林不为所动。所谓民主，是要有一种参与意愿的。在抗战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条件险恶，自由全失，台湾完全沦为警察社会，而同胞们不含糊，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在。从1940年始至1943年底，五百多万同胞中，改了日本名的不过十二万多人，同胞中的百分之二。

抗战1945年结束，日本战败。如果再拖长些，同胞们能否还一直如此淡定？同胞们在抗战中也打了鸡血般的高潮过，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及以后的南太平洋攻岛掠洋前后。“胜利”的时候是招队员，招兵，招国籍，招人入任何伙的最好时机。包括前面提到的林献堂先生，在他留下的日记里，都曾在那段时间，为日军的“胜利捷报”兴奋过。1942年12月，偷袭珍珠港一周年，林写到“本日为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皇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台湾逐免敌军之攻击，而得平安过日，真大幸也！”。1945年，50岁以下的同胞，已全是出生于日治下的“日本臣民”了。日本大胜的话，同胞们会不会掉回鲁迅所说“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状态？ 历史不可假设， 愿意的话各位自己思考吧。

抗战八年，是同胞们争民主过程中的大挫折，出版权结社权选举权都丢了。但是，再一次体验了被“被”的无奈与痛苦，是否给后来的民主抗争带来额外的动力？容我接着穿越。

下篇预报：从箪食壶浆迎国军到仇恨外省人，二二八的必然。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三）第一次的激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胞们为争“高兴”权种下的“台湾新文化运动”这个瓜没白种。

选举权，因为日本人的“生物学原理说”，“没素质”的同胞们“被”不需要了。但是，“文化运动”给这些“没素质”的一个机会去体验一下“有素质”的人是如何“对社会负责”的。

这就要说说同胞们那份自己办的报纸。台湾日治时期原本没有中文的民间报纸，这条路被台日当局给卡的死死的。结果文化运动的哥儿几个稍微动了点脑子，在日本申请了个许可证，整出来个东京发行的“台湾民报”。然后设法转进宝岛，就有了在台湾发行的中文“台湾民报”。开始是双周刊，进步到周报后来成为日报。名称也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台湾新民报”。

当时台湾的“官方语言”早就是日语了，中文虽没被禁止，但很受限制。“台湾新民报”这个唯一的中文报纸，自然是夹缝里求生存。不但报方出版发行要受日本人监控，报纸的消费者都得小心，买报纸也会被莫名其妙的盯上，处境大概只比文革时“偷听敌台”的潜在“阶级敌人”稍好而已。就是在报上做广告的都肝颤，逢年过节在报纸上发广告庆祝一番居然有用“无名氏”的名义做的。这个不算“革命”广告太委屈了。咱们文化里那个“含蓄”的“美德”其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含蓄的都“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的牺牲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1930年，“台湾新民报”玩了个邪性的游戏，模拟选举！

说是模拟，离真选举的严格差远了。“选票”就登在报纸上，见下：

“选”的是地方议员，谁从报纸上把“选票”剪下来就可以寄到报社投一票。当时应该没有复印的办法，所以多买报纸者可以多投票。如果注意看，这还是记名投票，但是那个名字可以随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报社自然无心也无能核对。所以这个模拟是线条很粗的民意调查。

但是，同胞们热情。“选举”一共收到了十九万多张票。当选的多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而且，同胞们公平，把个别对同胞友好的日本人也选进去了。别小看十九万，1930年时“新民”还是周报不是日报，发行量大约在两万份左右（这个是推测，具体数据找不到，1925年发行1万份，1937年五万份），投出十倍的发行量来，得多大个热情啊！同胞们了不起！所谓“素质论”，基本上是天天吃“荤”的哥几个整出来唬人的。在那个年代，处于在中文报纸上做广告都得偷鸡摸狗的压力下，同胞们的头一次虽说是“过干瘾”，但是十九万份的民主激情应该强烈的威慑到了台日当局。

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第一次台湾在日治下的地方选举。这次，不是假的，但是是夹生的，因为选举有诸多限制。首先，选举只选一半，另一半由行政当局任命（熟悉吧？）。这就完全排除了民选的议员与行政当局在法律上较真的可能。不但如此，就是那一半民选的，也有猫腻。选举人的资格被设了诸多限，年岁、纳税记录、同地居住长度与社会身份等等。虽然没说只有具日本姓名的才能选，结果是四百多万同胞中有不到三万人有选举权，而三十多万日本移民中到有三万多一点有选举权。民主，无论哪里，都是一点点争出来的。十几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同胞们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争得了选举权。虽如此，这一虚一夹生的选举依然是同胞们的重要民主实践，为日后继续争高兴权开辟了一个可操作的途径。

说到这儿，就得表扬一下咱党的高明之处了。咱党对任何有民意调查潜力的操作都看的倍儿紧。 皇权的套路，汇集的民意是不能有任何非官方出口的。记得李宇春 吧？湖南卫视很受欢迎的“超女”票选办了几届就给停了。那东西太悬乎了，从民意女歌手到民意“人民的公仆”，一层窗户纸。

下篇预报：抗战（圣战）中的心灵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