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五 ） “二二八”---心比天高的结果

“二二八”，但凡关心同胞事情的父老乡亲想必都略知一二。先把故事快进如下。

日本投降，台湾判给中华民国。国军1945年10月17日乘美军军舰在基隆登陆，接收台湾。一年另四个半月之后的1947年2月27日，一位四十岁的小贩林江迈大嫂在台北沿街兜售香烟包括走私香烟。官府专卖局持步枪缉私干警多人将林大嫂查获，扣所有香烟（简单背景一下。台湾日治时许多日常物资由“政府专卖”，是日治时台湾主要财政来源。民国接收后照旧，仍是油水所在，香烟属专卖商品，于是有走私品）。林大嫂拜求诸警，纠缠之下，林大嫂头部着一枪托。重伤，后毙。集市众人围追诸警，一警对天鸣枪，枪弹斜杀另一民众陈文溪。犯众怒。民众于次日，二月二十八，上街鼓噪，围警局、专卖局、行政长官署。有军警开枪，数十死。由于国军多在大陆与太祖争天下，台无甚兵，全台民众鼓噪，聚众抗官，进殴打扑杀“外省人”。乱局。民众傻谈判，要民主。３月８日国军援军到，登陆，开杀戒。全台前后死者众，估六千多至几万人，多源异数。

这就是二二八。 藏在后面的故事就纠结了。

二二八死了那多人，中间必有尖锐矛盾，火气一定很大。为什么火呢？ 用穿越的眼光，理解就容易了。想象同胞是文革开始后中小学、研究所、大专院校、国家机关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煽起来了，急于跟上太祖爷的革命步伐；国军、国官是太祖爷派来再教育知识分子的“军代表”或“工宣队”。角色摆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同胞摆脱日治，向往自由，向往幸福，向往让打败强大日本的老“祖国”大力提携。那心情就是要“翻身做主人，深山见太阳”。而接管的国军、国官却说，好好“改造思想”，好好学“革命语言”（同胞通“国语”的不到百分之一），忘记那个毫无结果的“新文化”运动，你那日本腔很刺耳，民主你个腿啊，把钱财、身体与灵魂都献给党国。如果“军代表”与“工宣队”个个跟雷锋似的，光是没文化同胞大概也就就忍了。可是，国军与国官们实在是太提不起来。

讲点儿细节。45年10月17日年国军登陆基隆，同胞们是箪食壶浆相迎，欢欣鼓舞。当日的报纸如是说：“数万台北市民，云集台北车站前，各街头所建欢迎牌门，红绿七彩电光正辉煌夺目”。行政长官陈仪到台北时则“台北市民欢喜如狂、万人空巷、人山人海、情况热烈、前所未有。” 不单民众如此，精英们也对“老”祖国，“新领导”伸出了双手。但是，精英只伸手没开怀。思考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高呼吾皇万岁的知识分子已经异化成别的阶层了），知识分子对“新领导”是有保留的。毕竟前两任“领导”一任让同胞被“日本臣民”，另一任让同胞被“接着奴”，对“新领导”有所提防是必然。

精英们啥态度？请看美国答案。知道维基解密吧？ 现在同胞那边朝野两党都把美国老大哥当心理医生随意倒豆子。相信美国老大哥不是起于今日。老大哥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老大哥样子。同胞不好告诉日本人不好告诉国府的内心世界可以告诉老大哥。就在日本投降之后但是国军进驻之前，老大哥的军方情报机构先期入台“摸底”（台湾是咋收复的清楚了吧？）。访谈了包括同胞抗日精神领袖林献堂，后来海基会大佬辜振甫等在内的多位意见领袖。得出如下结论：同胞愿意回归为中国一省。希望能够自己领政。由于文化历史愿意亲近“老”祖国。不希望独立。愿意保持与日本联系但希望殖民的日本人离开（美国国家文献馆公布的文件）。

老大哥只是调查，对同胞的意愿没有任何承诺。同胞们于是把那个“自己领政”寄希望于蒋介石大人的头上，整个一个开国际玩笑。毛蒋也好，蒋毛也好，那一对老哥俩还是有许多长得像的地方，对权力的敏感与追求就是其中之一。是“自己领政”，就是蒋大人“自己”。

国军接管台湾之后，蒋大人派来了一位“台湾公署”的长官，就是陈仪。陈的权力，等同日本的在台“总督”，立法权加上行政权在握还是三军统领。同胞啥也没得到。没得啥也就罢了，同胞们还被告知要改进， 走出“日奴”情怀。啥是“日奴”。在大陆的“日奴”有个熟悉的名字---汉奸。因为台湾的“回归”地位，“汉奸”叫不响亮，所以是日奴。谁有“日奴”情怀？ 会说日本话的。 谁会说日本话？所有“台湾同胞我骨肉的兄弟”。这，已经是同胞们第三次被“被”了。被“日本臣民”、被“接着奴”、被“汉奸”。连在一起就是被“臣、奴、奸”。同胞们的心头之火可想而知。

回到二二八起头的火花。林大嫂悲剧的细节，同胞的年轻一代反不容易懂，咱父老乡亲到可以一点就明。试想，如若咱现在的“城管”，每人一只子弹上膛的步枪，咱虽不会天天“二二八”，却会日日“林江迈”。这点，表扬咱党，不但城管没枪，连一般派出所的警察都无常规配枪，给咱党少添多少麻烦。二二八之前，大街上所谓的“搜刮”成为常态。日治时也有缉私，但是没有明目张胆的私吞。国官来缉私，抄出走私香烟转手就掖自己兜里，再一转手就掏出来抽上了。国官们受贿，如此专业，以至于国官们穿的“中山装”被称为“中山袋”，因为中山装那四个口袋装起贿款来极其方便。贪污，勒索，假公济私，当时台湾遍地都是。这个还是在有名的清官陈仪的督导之下。没有制度，清官就是一贴狗皮膏药。有个真实的笑话。基隆专卖局的局长被曝录用自己的姨太太作属下科长。该局长后来出来辟谣，说那是他的太太，不是姨太太。

其实这种系统的腐败不是只在台湾有。为何二二八没发生在上海或南京？ 因为同胞们的期盼比别人高。经历了被清朝卖，被日本欺，曾有过“新文化”的觉醒，参与过最原始的民选，有过日本式现代化社会的经验（是在底层，但还是看过猪跑），同胞们对重回“坐稳了奴隶”的状态很没有兴趣。和当时大陆类似地方的人比起来，1947年的同胞是心比天高。

下面引一段台湾作者戴国煇与叶芸芸和著的书“爱憎2，28”中的一段，是戴先生对早年的回忆。当时戴先生上高三。

“1949年暑假刚结束，来自大陆的同学陆陆续续涌进我们建国中学来。有一天，我问刚插班进来的L君说：‘我看过一些大陆发行的刊物，像《拥护国民政府》、《军队国家化》、《官僚资本》等词汇，真搞不通它真正的涵义。既然成为《国民》政府，为什么还需要呼吁我们老百姓拥护？军队何以至今还要主张国家化？难道军队不是国家的吗？这在日帝时代是闻所未闻的。而官僚又怎么会有资本呢？做官的怎么可能变成资本家？官僚怎么会与资本粘在一起的呢？’

L君听后哈哈大笑说：‘戴国煇，你这个土包子，我们中国的国情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啦！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

忽然那个歌就涌上来了： “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下篇预报：族群，二二八的疮疤。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四） 抗战中的煎熬

相较抗战前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抗战后的“二二八”事件，同胞们抗战中的历史，后来的记录不多。这本身就是个故事。

说同胞们衰很大，不是瞎说。啥是民主？白话一点就是，我的事我有参与的余地。不怕当烈士，就怕“被”当烈士。上次说到1935年同胞中有百分之一的人争到了一份选举权，很可惜，那是同胞们争“高兴权”的局部顶点，之后是一路滑梯的出溜下去了。对自己的事儿，同胞们要享用参与权又等了半个世纪。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的侵华战争正式开始。东北之外的大陆父老乡亲也开始直面日本兵的皮靴。惨是很惨，但起码惨在明处，惹急了可以当兵抗日去。同胞们就不一样了，日本开战前并没有向同胞们请示，获取开战批准。在被满清皇帝“日本臣民”之后，同胞们又一次的让人给“被”了，“被”参战，而且不是一般的参战，是被强制“灭祖宗”的参战（祖宗不是不可检讨，但自主的检讨与强制的被灭是完全不同的事儿）。心灵之苦，可想而知。

历史的时空在大陆与台湾是完全不同的，大陆的抗战是台湾的“圣战”。台湾的官方语言抗战时早就是日语了，简称“国语”。前文所说的“台湾新民报”在七七事变前一个月被禁止再出中文版，同胞们很有限的些许自由全没了。日本是“中央”所在，所以是“内地”。大陆是战争对象，所以是“敌国”。同胞们被要求投入“爱国运动”，当然要爱“天皇陛下”的日本国。

让同胞们“灭祖宗”，自然是反人性。同胞们没有任何热情。于是被动员，就有形形色色的“榜样”。

“莎韵之钟”就是著名的榜样之一。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一名派遣在台湾的日本警察被征兵参战。这个警察的工作是在原住民区域管教学。应征入伍带行李请了一位17岁原住民女学生帮着挑，女孩的名字叫莎韵。结果挑妹莎韵被路上被上涨的溪水冲走而丧命。挺缺德的一件悲剧，大老爷们弄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干体力活，不负责任把孩子给送死了，文明社会该坐监狱的事儿，结果被利用了。莎韵，成了热爱天皇为“圣战”捐躯的“爱国青年”。1938年的事儿，一路吹到1943年。先是上报纸，随后县长表扬，县长作煽情诗，官办“莎韵”大合唱，“总督”颁奖（钟型的，“莎韵之钟”即源于此），官方拍电影，用“莎韵”命名地名等一系列炒作持续展开。

动员、榜样都是这个程序。 这个该是原版之一。文革时咱们在河里溺水而亡的金训华与莎韵的死亡方式接近，死后的被炒作也惊人的相似，异功同曲。只要心中有神圣，水再凶猛也要向前冲。太祖爷的“革命”手段，其实尽是“山寨”来的。当然，太祖爷还是了得，热爱太祖爷的金训华是为两根木头自己跳水里去的。莎韵妹妹该是被动的让水从路上冲走的。

同胞们被动员，是因为对战争没有参与意愿。“灭祖宗”当然不会招来热情，同时，日本人也从来不曾把同胞们认作他们的“同胞”。后来传说中大陆战场上的“台湾兵”其实是个迷思。抗战早期，同胞们是不能当“皇军”的。原因简单，日本人对同胞信不过。要知道，台日当局之前二十多年才好不容易把台湾社会上飘着的枪禁掉，防止武力抗日。重给同胞们发枪，心里障碍大大地。所以“台裔日本兵”以军伕为主，不配武器。只有到了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男人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同胞们才以“志愿兵”的方式成为有武器的“日本兵”。日本在台湾正式“征兵”是1945年4月的事，过几个月日本就投降了。整个抗战期间，同胞共有12万多成为日本军伕，8万多成为日本军人。而从军的同胞，主要被派往日本的南太平洋战区。

日本人对同胞们“灭祖宗”是全方位的，限制中国话，限制中国节日，限制中国庙，限制中国神，就是要彻底拔了你的根。后来又想出个缺德的，1940年初开始赏给同胞们拥有“日本姓名”的权利。说是“赏”，实际是强加，各地成立“改姓名促进大会”强推。像当年“新文化运动”时的精神领袖林献堂先生（后文会有更多介绍）就被多番威胁利诱改名字，林不为所动。所谓民主，是要有一种参与意愿的。在抗战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条件险恶，自由全失，台湾完全沦为警察社会，而同胞们不含糊，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在。从1940年始至1943年底，五百多万同胞中，改了日本名的不过十二万多人，同胞中的百分之二。

抗战1945年结束，日本战败。如果再拖长些，同胞们能否还一直如此淡定？同胞们在抗战中也打了鸡血般的高潮过，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及以后的南太平洋攻岛掠洋前后。“胜利”的时候是招队员，招兵，招国籍，招人入任何伙的最好时机。包括前面提到的林献堂先生，在他留下的日记里，都曾在那段时间，为日军的“胜利捷报”兴奋过。1942年12月，偷袭珍珠港一周年，林写到“本日为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皇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台湾逐免敌军之攻击，而得平安过日，真大幸也！”。1945年，50岁以下的同胞，已全是出生于日治下的“日本臣民”了。日本大胜的话，同胞们会不会掉回鲁迅所说“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状态？ 历史不可假设， 愿意的话各位自己思考吧。

抗战八年，是同胞们争民主过程中的大挫折，出版权结社权选举权都丢了。但是，再一次体验了被“被”的无奈与痛苦，是否给后来的民主抗争带来额外的动力？容我接着穿越。

下篇预报：从箪食壶浆迎国军到仇恨外省人，二二八的必然。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三）第一次的激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胞们为争“高兴”权种下的“台湾新文化运动”这个瓜没白种。

选举权，因为日本人的“生物学原理说”，“没素质”的同胞们“被”不需要了。但是，“文化运动”给这些“没素质”的一个机会去体验一下“有素质”的人是如何“对社会负责”的。

这就要说说同胞们那份自己办的报纸。台湾日治时期原本没有中文的民间报纸，这条路被台日当局给卡的死死的。结果文化运动的哥儿几个稍微动了点脑子，在日本申请了个许可证，整出来个东京发行的“台湾民报”。然后设法转进宝岛，就有了在台湾发行的中文“台湾民报”。开始是双周刊，进步到周报后来成为日报。名称也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台湾新民报”。

当时台湾的“官方语言”早就是日语了，中文虽没被禁止，但很受限制。“台湾新民报”这个唯一的中文报纸，自然是夹缝里求生存。不但报方出版发行要受日本人监控，报纸的消费者都得小心，买报纸也会被莫名其妙的盯上，处境大概只比文革时“偷听敌台”的潜在“阶级敌人”稍好而已。就是在报上做广告的都肝颤，逢年过节在报纸上发广告庆祝一番居然有用“无名氏”的名义做的。这个不算“革命”广告太委屈了。咱们文化里那个“含蓄”的“美德”其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含蓄的都“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的牺牲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1930年，“台湾新民报”玩了个邪性的游戏，模拟选举！

说是模拟，离真选举的严格差远了。“选票”就登在报纸上，见下：

“选”的是地方议员，谁从报纸上把“选票”剪下来就可以寄到报社投一票。当时应该没有复印的办法，所以多买报纸者可以多投票。如果注意看，这还是记名投票，但是那个名字可以随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报社自然无心也无能核对。所以这个模拟是线条很粗的民意调查。

但是，同胞们热情。“选举”一共收到了十九万多张票。当选的多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而且，同胞们公平，把个别对同胞友好的日本人也选进去了。别小看十九万，1930年时“新民”还是周报不是日报，发行量大约在两万份左右（这个是推测，具体数据找不到，1925年发行1万份，1937年五万份），投出十倍的发行量来，得多大个热情啊！同胞们了不起！所谓“素质论”，基本上是天天吃“荤”的哥几个整出来唬人的。在那个年代，处于在中文报纸上做广告都得偷鸡摸狗的压力下，同胞们的头一次虽说是“过干瘾”，但是十九万份的民主激情应该强烈的威慑到了台日当局。

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第一次台湾在日治下的地方选举。这次，不是假的，但是是夹生的，因为选举有诸多限制。首先，选举只选一半，另一半由行政当局任命（熟悉吧？）。这就完全排除了民选的议员与行政当局在法律上较真的可能。不但如此，就是那一半民选的，也有猫腻。选举人的资格被设了诸多限，年岁、纳税记录、同地居住长度与社会身份等等。虽然没说只有具日本姓名的才能选，结果是四百多万同胞中有不到三万人有选举权，而三十多万日本移民中到有三万多一点有选举权。民主，无论哪里，都是一点点争出来的。十几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同胞们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争得了选举权。虽如此，这一虚一夹生的选举依然是同胞们的重要民主实践，为日后继续争高兴权开辟了一个可操作的途径。

说到这儿，就得表扬一下咱党的高明之处了。咱党对任何有民意调查潜力的操作都看的倍儿紧。 皇权的套路，汇集的民意是不能有任何非官方出口的。记得李宇春 吧？湖南卫视很受欢迎的“超女”票选办了几届就给停了。那东西太悬乎了，从民意女歌手到民意“人民的公仆”，一层窗户纸。

下篇预报：抗战（圣战）中的心灵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