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着同胞足迹穿越 九、戒严选举两不误

2012年1月，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双英之争，政权归属没用拳头就搞定，看得咱父老乡亲眼热。“唉，人家有个蒋经国开放民主呀”。是，小蒋大人在1987年停了台湾38年之久的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为民主台湾铺了一段关键之路。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台湾的“常规”选举早就有了，小蒋并不需开放“选禁”，选举是蒋介石老蒋大人起的头。在1950年，开放“两禁”前37年，台湾有了历史性的选举，这就是戒严下的“地方自治”。

前面第五篇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同胞啥权利也没拿到，有失准确。二二八之前，在陈仪的行政长官任上，同胞已依“地方自治”法选举了从乡镇到省级民意代表。这些民意代表，比咱们那个“人民代表”强些，民选的，想说啥就敢说啥（国民党下台之类的在当时还不成），不必担心被人随意换掉。可是，那时中华民国在“训政”，权力大多在行政机构里，民代们能做的也就是说点儿啥。“地方自治”只治在嘴上。这个到1950年发生了变化，蒋大人的党国在台湾把地方自治扩展到了县、市长的直接选举。

同太祖爷一样对权力超常敏感的蒋大人为何要开启县、市长的直接民选？难道不怕权力它落？穿越的感觉是，不同于太祖爷，1950年的蒋大人反倒有安全感。当时，李宗仁的“代总统”已被拿下，蒋大人重归总统职位；朝鲜战争已启，台海有美军巡逻，太祖爷的一大堆木帆船越看越像玩具；美援还没到位，但到位只是时间问题；最重要的，台湾没被太祖爷参透，二二八后，政治上除了党国啥也没有。台湾的所有资源都在手里，蒋大人怕啥？事实上，蒋大人在第一届县、市长选出些非党国所愿的地方长官后，曾讲过如下的话：“当选的市长，虽不是本党提名的人，但都是台湾知名人士……就国家社会而言，这是很可欣慰的……..只要他愿意依照三民主义的理想，参加国民革命建设国家的工作…….即使他不是本党同志，本 党也要提他做候选人，而且在合法的范围内尽量支持他，协助他”。刚被太祖爷打的满地找牙的蒋大人，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用人上比太祖爷要有气量的多，基本上把选举作为科举制度的现代版。不就是个为党国寻觅人才的新程序吗？蒋大人把民主选举变成独裁工具的魔术手段，台北市长选举的例子最说明问题。

首次县、市长选举，党国谨慎，二十一个县市不是同时选，分批进行，1950年10月选到1951年7月。（“摸着石头过河”原来不是邓大人首创。）台北市排在中间，1951年1月选举。为了彰显党国的“民主”与不独裁，党国在台北市支持党外人士吴三连参选，不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原来已经有三位国民党籍人士报名参选，党国设法“劝退”。结果两人遵命退选，另有一位叫林紫贵的国民党籍候选人坚决不退。结果党国整出个“掩护匪谍入境”的罪名，把不退的林紫贵抓将起来，让吴三连轻易当选。选举不但成为党国的“科举”，也成了地地道道的游戏。

1954年第二届县、市长选举，台北的市长选况更热闹。这次，国民党推出了党籍候选人王民宁，是位将军。王将军名声不好，在警备司令部任职时曾有在“台大”医院看病不排队被医生骂，日后报复把医生抓起来的劣迹。党国强力助选，势在必夺。同时参选的还有一个无党籍的候选人，年仅41岁的高玉树。选举日开票出来，高玉树居然领先，11万对9万7。票多是否能当选，当时都是问题。当晚电台广播没说高胜选，只说“高某得多数票，仍在统计中”。传说中，原是党国划定的地盘，忽然旁落，没人敢作主，最后是老蒋大人拍板“选举有效”，高这才确定当选市长。

蒋大人把选举当科举用没瞎忙，虽是市民选出来的台北市长，高玉树却因“选举有效”对蒋大人感激有加。当选后，高市长为人民服务，在台北市广修道路，其中第一个想到的“人民”就是蒋大人。蒋大人上下班的汽车走台北中山北路得穿过铁路，火车来了就得干等。高市长于是修了个过铁路的高架桥，复兴桥，蒋大人过往再不用等火车了。高玉树自己的口述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忆“他（蒋）不以我为为非从政同志，而视我为后生晚辈，宽宏厚遇，勉励、垂询有加，使我毕生难忘，内心岂止是感动而已，热泪都夺眶而出呢！我决心尽瘁都市建设，报答总统的关怀、知遇之恩。” 选举，成为了党国的工具。

戒严之下，一党独大，蒋大人可以拍板的选举，出个意外的非党国市长还要感激独裁者栽培。 这种选举对民主追求可有任何益处？益处还蛮大。从独裁体制下争出来了的民主，没有一步到位的。党国利用“选举”为独裁体制服务，但是，每次“选举”的举行，都是对社会大众最直接的提醒，应该用选举权而行使的民主权利你不曾拥有。不但如此，党国为了维护权力，对选举体系的非礼无所不用其极，更勾起众人对真正选举的向往。连对蒋大人感激万分的高玉树先生都对党国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有如是说“国民党在台湾办选举，很少是干净的。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宁可丢失民心，也要赢得选举……党部党工，为求胜选，不择手段，买票，作票，各种方法尽出，导致选风败坏，贿选猖獗，好人难出头，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致命伤。” 党国的独裁与腐败，就是不举行选举也一样存在，有了选举，恶行就生动形象的摆在了社会大众面前。社会对民主的追求，于是围绕着几年一次的选举展开。

这是1957年台湾第三届县、市长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提出的五点要求“一、关于现役军人，警务人员，有关办理选举事务人员，各级公务人员，自治人员，教员，不得协助候选人为选务活动。二、监察小组召集人不该由国民党地方党部主任委员兼任。三、派驻各投票所、开票所的监察员，可由各党派共同推荐，平均分配（注：指当时台湾的两个花瓶党，青年党与民社党）。四、关于废票、无效票必须会同监察员当场唱票。五、现任县市长参选下届县市长及省议员竞选者，不得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供竞选活动或作竞选宣传之用。” 这种公民意识，公权力公平概念，没有选举是整不出来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咱们的父老乡亲对这些基本仍没概念。

同为独裁者，蒋大人真是比太祖爷逊色。台湾戒严下的选举，给被裁者留下忒多遐想空间，为日后同胞们的民主抗争留下个巨大的门缝。后来台湾历史上著名的民主事件，包括中壢事件，美丽岛事件，都是由选举争执而起。通过选举，社会该是啥样的，逐渐清晰。民进党著名大佬黄信介有一句竞选名言“国民党只是个人民团体而已，跟理发工会一样的性质。” 黄大佬这句话在台湾是家喻户晓。虽深刻，却有地区局限性，黄大佬有所不知，在大陆，理发工会也由咱党统领，所有“人民团体”都由咱党代表。咱们的民主，离啥开放“党禁”，“报禁”还远呢。得先从理发工会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民团体”起步。

下篇预报：笑一笑十年少，讲几个故事。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八、温柔土改 党国好调

前篇讲到戒严，又是白色恐怖又是权力归警备司令部，党国不是在台湾挖个坑自裁吗？缺德事儿干多了，无需太祖爷打过来，自己不就把自己灭了？台湾能有后来的民主，还是有些内在因素伺候。党国在台湾也为日后的民主铺过路，尽管铺路时未必是为民主着想。土改就是其中之一。

这就要再提一次陈诚陈将军。上次说到台湾的四六时，说到陈将军手黑。手黑，做坏事快速，强势，不计代价。把做坏事的那个“坏”去掉，快速，强势，不计代价也能捷径出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来。所以“手黑”也是个双刃问题。台湾的“土改”系列就是始自陈将军的台湾省长任上。就在1949年，四六事件与戒严前后，台湾“土改”的首波运作启动。这波土改叫做“三七五减租”。

不要小瞧三七五这三个字。对党国来说，这是观念革命浴火重生的大事件。三七五啥意思？ 土改第一波，很简单，减租。减多少？党国在大陆也曾试着“土改”过，具体就是“二五”减租。结果没减成。除了其他因素外，二五这名字就不灵。二五者，原有租率减 25%。 向众多大字不识几多的农民宣传数学计算？ % 是 $#^*@# ？不懂农民，不懂草根，不懂大众传播语言，是党国栽在太祖手下的原因之一。太祖爷跟农民说啥来着？ “打土豪，分田地”。 这个，那个农民都明白，就是让咱过地主的生活呗，具体到“艳阳天”里的地主“马小辫”的生活，就是天天吃饺子。三七五没有像太祖那般忽悠，但已贴近生活了。

具体啥意思？农民每收1000斤粮，地租不超过375斤。党国通过在台湾的土改，终于学会了如何将社会拢过来的基本技巧。这为党国日后出战一系列“戒严”之下的“地方自治”选举奠了基。到1996年李登辉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再到2008马英九的“马到成功”，党国“沟通技巧”逐步从青涩 踏入了从容。相反，咱党从早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得意之作（这其实是饮鸠址渴，见后文），与社会的沟通基本上退化为向臣民发指令。除去邓大人在改开初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令每个人激动的回光返照之外（全体傻根都觉得自己是那一部分人），咱党的指令都成了笑话。“三个代表”成为戴三块表，“和谐”成为河蟹。关键是太拿自己当爷爷，整天像爷爷训孙子似的自我感觉良好，孙子惹不起你，难道还躲不起你？

回到土改，三七五成为巨大的成功。从为地主种田糊口变成种田脱贫，农民同胞们的干劲大增，三七五之后的一年，粮产量猛增50%。 一时之间，三七五新娘，三七五宝宝成为社会的流行语。说陈诚“手黑”的力道，不是吹牛。陈搞三七五，再造社会天大的事情，居然把法律当儿戏，1949年靠个行政命令就开干。事成之后的1951年才让立法院补了个三七五减租法，绝对的强人之果。三七五自然令地主的利益大幅受损。但是，才见识了党国“二二八”的心狠手辣，被党国的野蛮震撼住的地主同胞们基本没对三七五有任何抵抗。陈诚曾说，“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白色恐怖也有“白利”可收。台湾的“土改”未见暴力，可实际上是有个暴力作后盾的。

继三七五之后，土改继续并深化。减租让农民收入大增，有了新娘，有了宝宝。但是，租种的农民依然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自己无地总不是事儿。于是，土改第二波，“公地放领”。“公地”者，党国从日本“总督府”接管的地以及从迁出台湾的日本殖民手中收回的地。这些地，多是好地。一声“放领”，好地放给无地的佃农。没钱不要紧，以日后耕地的收获分期付款。两年半的收成买一块地，十年付清。“翻身做主人，深山见太阳”，在大陆的农民兄弟只能跟着样板戏唱唱而已，有了地的农民同胞们则是真翻身了。

公地“放领”之后，又有了第三波“土改”，就是“耕者有其田”。公地发完了，依然还有没地的佃农。怎么办？从地主手里“买”地。这个买，是强买。党国用卖给农民“公地”的价格从地主手里买进，再原价卖给农民。而付给地主的钱，一部分是日后农民上交收成的债卷，一部分是党国“国营”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也是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的。一番折腾下来，佃农绝大部分成了自耕农，一些地主成了资本家，党国就是把原来日本人经营的一些工业与大众分享了，而那些工业原本就是大众的。

休得小瞧台湾的土改，和大陆比，两大优越。第一，土地自那时起，牢牢的握在农民同胞手里。没有太祖爷胡搞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农民同胞们经济上一直是独立的个体。经济上的独立个体，为日后政治上的独立人格垫下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台湾任何选举，农民票是任何政党都不敢得罪的重要竞选对象。相较台湾，大陆的农民既无经济上的自立，更不用提政治上的人格。以至于时下闻名的陈光诚陈大侠要独立人格得先到美国大使馆住几天。和无地的大陆农民兄弟比，有地的农民同胞们幸运啊！

第二个优越之处，党国土改没有见血。如上所述，台湾的土改党国是借用了同胞对二二八白色恐怖的余悸，但是，土改本身毕竟没动暴力，地主同胞们终究得到了债卷与股票的补偿。就是土改后面相威胁的暴力，也是国家权力的暴力，得地的农民同胞们没有直接参与。“邻家富有了，我可以去抢”没成为社会的价值准则。而这，正是“打土豪，分田地”最大的恶果。暴力土改是太祖爷当年的动员利器，但是把“暴力无罪”的价值种下去了，全民土匪不算匪。后来太祖爷“人民公社”把地强夺回去农民弟兄们也没辙，那地本来就是强抢过来的。直到今日，面对大陆社会诸多不公，怀念文革，怀念强人领袖，怀念暴力“讨公平”的情绪茁壮。而不厚大人的“唱红打黑”就是在迎合这种情绪。

由三七五起始的台湾土改，对日后同胞们享用民主有实质的贡献。不幸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在大陆已是生米熟饭，同胞的这个足迹只能当博物馆的展品欣赏了。咱们的非暴力讨公道途径还有得探索。

下篇预报：自治了，投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