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双英之争，政权归属没用拳头就搞定，看得咱父老乡亲眼热。“唉，人家有个蒋经国开放民主呀”。是，小蒋大人在1987年停了台湾38年之久的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为民主台湾铺了一段关键之路。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台湾的“常规”选举早就有了，小蒋并不需开放“选禁”，选举是蒋介石老蒋大人起的头。在1950年，开放“两禁”前37年，台湾有了历史性的选举，这就是戒严下的“地方自治”。
前面第五篇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同胞啥权利也没拿到，有失准确。二二八之前，在陈仪的行政长官任上，同胞已依“地方自治”法选举了从乡镇到省级民意代表。这些民意代表，比咱们那个“人民代表”强些，民选的，想说啥就敢说啥（国民党下台之类的在当时还不成），不必担心被人随意换掉。可是，那时中华民国在“训政”，权力大多在行政机构里，民代们能做的也就是说点儿啥。“地方自治”只治在嘴上。这个到1950年发生了变化，蒋大人的党国在台湾把地方自治扩展到了县、市长的直接选举。
同太祖爷一样对权力超常敏感的蒋大人为何要开启县、市长的直接民选？难道不怕权力它落？穿越的感觉是，不同于太祖爷，1950年的蒋大人反倒有安全感。当时，李宗仁的“代总统”已被拿下，蒋大人重归总统职位；朝鲜战争已启，台海有美军巡逻，太祖爷的一大堆木帆船越看越像玩具；美援还没到位，但到位只是时间问题；最重要的，台湾没被太祖爷参透，二二八后，政治上除了党国啥也没有。台湾的所有资源都在手里，蒋大人怕啥？事实上，蒋大人在第一届县、市长选出些非党国所愿的地方长官后，曾讲过如下的话：“当选的市长，虽不是本党提名的人，但都是台湾知名人士……就国家社会而言，这是很可欣慰的……..只要他愿意依照三民主义的理想，参加国民革命建设国家的工作…….即使他不是本党同志，本 党也要提他做候选人，而且在合法的范围内尽量支持他，协助他”。刚被太祖爷打的满地找牙的蒋大人，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用人上比太祖爷要有气量的多，基本上把选举作为科举制度的现代版。不就是个为党国寻觅人才的新程序吗？蒋大人把民主选举变成独裁工具的魔术手段，台北市长选举的例子最说明问题。
首次县、市长选举，党国谨慎，二十一个县市不是同时选，分批进行，1950年10月选到1951年7月。（“摸着石头过河”原来不是邓大人首创。）台北市排在中间，1951年1月选举。为了彰显党国的“民主”与不独裁，党国在台北市支持党外人士吴三连参选，不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原来已经有三位国民党籍人士报名参选，党国设法“劝退”。结果两人遵命退选，另有一位叫林紫贵的国民党籍候选人坚决不退。结果党国整出个“掩护匪谍入境”的罪名，把不退的林紫贵抓将起来，让吴三连轻易当选。选举不但成为党国的“科举”，也成了地地道道的游戏。
1954年第二届县、市长选举，台北的市长选况更热闹。这次，国民党推出了党籍候选人王民宁，是位将军。王将军名声不好，在警备司令部任职时曾有在“台大”医院看病不排队被医生骂，日后报复把医生抓起来的劣迹。党国强力助选，势在必夺。同时参选的还有一个无党籍的候选人，年仅41岁的高玉树。选举日开票出来，高玉树居然领先，11万对9万7。票多是否能当选，当时都是问题。当晚电台广播没说高胜选，只说“高某得多数票，仍在统计中”。传说中，原是党国划定的地盘，忽然旁落，没人敢作主，最后是老蒋大人拍板“选举有效”，高这才确定当选市长。
蒋大人把选举当科举用没瞎忙，虽是市民选出来的台北市长，高玉树却因“选举有效”对蒋大人感激有加。当选后，高市长为人民服务，在台北市广修道路，其中第一个想到的“人民”就是蒋大人。蒋大人上下班的汽车走台北中山北路得穿过铁路，火车来了就得干等。高市长于是修了个过铁路的高架桥，复兴桥，蒋大人过往再不用等火车了。高玉树自己的口述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忆“他（蒋）不以我为为非从政同志，而视我为后生晚辈，宽宏厚遇，勉励、垂询有加，使我毕生难忘，内心岂止是感动而已，热泪都夺眶而出呢！我决心尽瘁都市建设，报答总统的关怀、知遇之恩。” 选举，成为了党国的工具。
戒严之下，一党独大，蒋大人可以拍板的选举，出个意外的非党国市长还要感激独裁者栽培。 这种选举对民主追求可有任何益处？益处还蛮大。从独裁体制下争出来了的民主，没有一步到位的。党国利用“选举”为独裁体制服务，但是，每次“选举”的举行，都是对社会大众最直接的提醒，应该用选举权而行使的民主权利你不曾拥有。不但如此，党国为了维护权力，对选举体系的非礼无所不用其极，更勾起众人对真正选举的向往。连对蒋大人感激万分的高玉树先生都对党国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有如是说“国民党在台湾办选举，很少是干净的。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宁可丢失民心，也要赢得选举……党部党工，为求胜选，不择手段，买票，作票，各种方法尽出，导致选风败坏，贿选猖獗，好人难出头，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致命伤。” 党国的独裁与腐败，就是不举行选举也一样存在，有了选举，恶行就生动形象的摆在了社会大众面前。社会对民主的追求，于是围绕着几年一次的选举展开。
这是1957年台湾第三届县、市长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提出的五点要求“一、关于现役军人，警务人员，有关办理选举事务人员，各级公务人员，自治人员，教员，不得协助候选人为选务活动。二、监察小组召集人不该由国民党地方党部主任委员兼任。三、派驻各投票所、开票所的监察员，可由各党派共同推荐，平均分配（注：指当时台湾的两个花瓶党，青年党与民社党）。四、关于废票、无效票必须会同监察员当场唱票。五、现任县市长参选下届县市长及省议员竞选者，不得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供竞选活动或作竞选宣传之用。” 这种公民意识，公权力公平概念，没有选举是整不出来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咱们的父老乡亲对这些基本仍没概念。
同为独裁者，蒋大人真是比太祖爷逊色。台湾戒严下的选举，给被裁者留下忒多遐想空间，为日后同胞们的民主抗争留下个巨大的门缝。后来台湾历史上著名的民主事件，包括中壢事件，美丽岛事件，都是由选举争执而起。通过选举，社会该是啥样的，逐渐清晰。民进党著名大佬黄信介有一句竞选名言“国民党只是个人民团体而已，跟理发工会一样的性质。” 黄大佬这句话在台湾是家喻户晓。虽深刻，却有地区局限性，黄大佬有所不知，在大陆，理发工会也由咱党统领，所有“人民团体”都由咱党代表。咱们的民主，离啥开放“党禁”，“报禁”还远呢。得先从理发工会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民团体”起步。
下篇预报：笑一笑十年少，讲几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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