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六、党外数大佬

台湾通向民主的过程，民主进步党（就是大家知道的民进党）的演进一路相伴。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党禁解除前一年。这个系列从本篇起，开讲前民进党折腾的故事，从“党外”的大佬们讲起。

1960年雷震因企图组党而进了监狱，剩下的其他人呢？党国出手厉害，组党的一群党外人士，用后来的话形容，在雷震事件后就“作鸟兽散”了。让别人做英雄都容易，但是为理想坐十年大牢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的风险。虽然都鸟兽了，但是党国没咱党那样有魄力，县市长与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依旧，没改指派制。有选举，就有非国民党的人当选。这些民选的“长”与“代表”，以及围绕着他们的体系，就是党外体系。

按时间顺序，党外第一条好汉是民进党史上不在册的一位人物，台湾宜兰县人，郭雨新。

郭雨新是雷震组党时的七人常委之一。鸟兽之后，郭没被抓，而且依然是宜兰县民选的“省议会”议员。郭的背景如下，1908年出生，本省人，父亲是清朝秀才，日治时代在家里开私塾教中文（按抗日的标准属根正苗红），后来家境败落，郭13岁父亲去世。郭坎坷而上了“台北帝国大学”（后来的台大），抗战时去大陆作生意，台湾光复回台，所以也算“半山”。不同于那些在大陆吃政治饭的半山，生意人的半山回台继续作生意。1948年入党国的花瓶党“青年党”。花瓶党与咱的“民主党派”一样，享受党国的“待遇”，1949年有个党国发配的“省议会参议员”名额，位子给郭了。从初始的任命过渡到民选的省议员，郭一路从宜兰选下来，省议员作了二十多年。

无论早期的党外还是后来的民进党，有不少人是从国民党里甩出来或跳出来的，包括民进党的名人黄信介、许信良等，后面还会介绍。郭虽然最早得了党国“待遇”的位子，但后来省议员是选出来的，无需看党国的脸色，问政不含糊。雷案后，全台湾有影响力的党外政治人物，就剩下郭一位。省议员，在台北办公。他在台北有个相当于华盛顿美国议员的办公室，于是党外的参选失利人物，初生牛犊的台北大学生，宜兰的乡亲，各地方的俊杰都有事无事到他那儿走走。因为唯一原本就热闹，加上后来一位天生的公关人物给他做秘书，就是现在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菊，台北的“郭办”一时间成为党外的联络点与聚集处。

别小看这个聚集处，那是前、前、前互联网时代，一处落脚地难能可贵。尤其在党国的打压之下，遍地是特务，谁也不信任谁。党外是三无：无组织、无资源、无依托。如此环境下，郭既是名正言顺的民选议员，又是议会里问政的著名党国对手，郭办自然给了党外好汉们安全感，于是成了有实无名的党外“中组部”。从党外一直到现在的民进党诸多大佬们与郭雨新有过密切往来。除了陈菊是郭的秘书外，现在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她爹是郭的家庭医生，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做过郭的律师也接了郭在宜兰的政治家底。党外早期两大明星之一康宁祥办杂志“台湾政论”是郭帮忙融的资。后来的“新潮流”掌门人吴乃仁与邱义仁帮郭的选举发过传单监过票。另外，民进党党外时的几个名人黄信介、张俊宏与姚嘉文也是郭的好友。

郭有这种功能，当然被党国视为眼中钉。于是从政治上把郭干掉成为党国的重要攻关项目。1975年，郭的立法委员参选经验成为台湾选举史上一个里程碑。是役，党国动员了所有的资源，用尽了一切手段，无赖到面部神经坏死的水平，就是不能让郭选上。前面动用国家机器对郭反动员，利用桩脚买票等经典战法都是小儿科，在党国控制的开票站里玩把戏才是绝招。有的投票站郭的业余监票部队在门外数了五百个人进去投票，结果该票站居然开出六百张票来。有同胞的回忆录说，一些党国票务人员熟知选民的意向，只要是郭的选民进来，就会递上一种劣质印泥，选郭的票于是票面天女散花而成为废票。选举结果郭得票八万多而以近两万票落选，但是，宜兰县却投出八万张废票（此数字党国不承认，具体的数字因证据消失而成悬案）。

结果一出，全县哗然。郭在选后按同胞那边的惯例在宜兰沿街谢票，结果众多宜兰县民们自发从家里走将出来跟在谢票的郭雨新身后前行。一个人的谢票变成了县民发泄怒气的示威。共有多少人参与示威一直不得确定因为这个事件没有成为新闻（党国就是党国，都是那一套，不报道就没发生，与党国姓氏无关），两万人是众口侃下来的数字。郭确实是想谢票，可是众人不干，要去冲击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如果郭当时登高一呼，台湾的历史进程就会不同。郭登高了，但是没有一呼。相反，郭说了如下一段话：“这次的选举结果，大家的心里也是非常明白，像这样的落选，是不是光荣的？……总之，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应该继续为我们的乡土努力，至于说今天要有什么行动，我认为吃亏的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认为不必要。 最后我再一次谢谢大家。并请大家一起跟我高呼，台湾民主万岁！”郭雨新生生的把人潮给散了。

此役后，郭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宜兰的民众腔着怒气，拢着凄哀回归了平日的生活。但是，党国做票，政府无耻的种子种下去了。自郭雨新败选之后，先党外后民进党的林义雄，陈定南，游锡堃等后来在宜兰的重要选举诸役几乎战无不胜，宜兰也得到了民主圣地的名称。选举一旦有了，做票的伎俩就是个“有术、有效也有限”的范畴。如果有人用中国人的素质说事儿反对民主选举，纯忽悠。克服民主过程中的问题，再丑陋的问题，从长远看，“五岭逶迤腾细浪”啦。

郭雨新除了一个和平理性争民主的典范之外，还给日后的民进党留下另一笔重要遗产，就是清廉从政。民进党的“清廉，勤政，爱乡土”口号，起始阶段是有实质的东西撑着。如果建党前后已经是后来陈水扁之类的无良政客在胡搞，民进党也不会有后来执政的那一天。这个清廉的香火，在宜兰从郭到林义雄、陈定南一路传下来。后来陈水扁的贪腐丑闻爆屏，国民党也顺势在2006年夺回了失去24年的宜兰县长位子。清廉在制度，一个人，一个县，一个党当然靠不住。但是民进党早期的清廉形象，郭有一份贡献在内。

郭1977年离台去美，差不多是以被流放的方式在海外度过了余生。1985年，民进党成立前一年，郭雨新在美国去世。遗体运回台湾入葬。下面是郭雨新晚年的形象。

 

下篇预报：黄信介，霸王级大佬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五、“台独”上舞台

“台独”第一次面世，是1895年的事儿。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个炮声是道听途说的。而1895基隆港一声日本军舰汽笛给台湾送来了独立的冲动，那个汽笛是耳听为实的。如果您在跟读这个系列，第一篇曾介绍过，“马关条约”台湾被割后，在日军武力夺台之前，同胞们曾拱出个“台湾民主国”。这个“民主国”，是对被卖给日本的膝盖反射，是个独立国，没啥根基，十天就“挂了”。后面，同胞先被日本人骂“清国奴”，再被党国骂“日奴”，一肚子火儿一直在憋着，然后有了民主启蒙。民主吗, 进了投票站谁都不奴，简单多数决。不必奴，人多就好，于是就有想法了。

数人头在台湾啥是稳定多数？被老小二蒋大人用国家机器控制着的“本省人”。

二蒋在台湾搞得是党国专政，手里有家伙的“军警宪特”说了算。说了算的系统里，以“外省人”为主，可是外省人不足人口的15%。这问题就来了，少数人手里有家伙，管控多数，多数不开心是必然的。不开心咋办？ 照咱太祖爷系统的说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种办法可供同胞们选择。同胞们吗，是经历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过来人，二二八之后对“独立”、“解放”、“革命”等不确定的事儿该有些余悸。但是，老蒋大人给同胞们表达不开心留了个出气孔，就是选举。前面第九篇介绍过，戒严之下，台湾的县市长与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依然进行，通过选举表示对两蒋不满是太简单明了的阳关道，于是“同胞要选举”。

1957年，一位本省的“党外人士”，被称“大炮”的郭国基先生参选临时“省议员”。郭敢说，大炮因此得名，选举时常带一门装饰“炮”为道具造势。大炮敢说，也会吃苦头，即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也坐过党国的监狱。这次竞选时在一个演说中大炮的“台语”就射将出来。下面听讲的有外省人，一时搞不懂大炮射出些啥炮弹，开始鼓噪。郭大炮于是说了句一直流传至今的名言，“乞丐赶庙公”。用咱祖宗的话说就是违背了“客随主便”的原则。言下之意是本省人是主，外省人是客，连家乡话都不让说，客人在欺主。

这个乞丐赶庙公的说法，当然是为了选举之中数人头，会讲台语的本省人为多数，郭大炮冲选票来的。但是，此说无疑也挑动了“族群”对立。只是当时军警宪特等国家机器都在外省人手里是事实，族群对立已有，是两蒋搞出来的，郭大炮只不过是挑明而已。党国可以随心所欲的实施族群“专政”，而不许郭大炮讲“乞丐赶庙公”是经典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族群对立，对立之下受气的一方不许出声，唯一的希望“同胞要选举”也在1960年雷震案之后日趋暗淡，憋着的气如何排遣？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同胞们开始试探。

1960年之后，同胞那边“台独”事件频出。苏东启事件，柯旗化案，施明德案，廖文毅事件……多去了。台独，有取代“匪谍”成为党国维稳事业心腹大患的趋势。其中之一，是发生在1964年的彭明敏案。

彭明敏后来在1996年成为民进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也是第一个所谓“台独”总统候选人（李登辉选举时是坚称绝不台独），彭案也就成为历史要案了。其实此案从力道上和别的台独案比起来实在没啥能吹的。前面那个苏东启案，苏是云林县的县议员（苏是被挂名，事情是别人策划的），属有组织有计划的真案，要抢武器、闹军营，武力推翻政府。虽然事发前就被党国侦破，依然有300多人被裹入，有两人被判了死刑。彭这个案子，一共就三人。彭当时是台大教授，政治系系主任。另两人是彭教过的台大毕业生，谢聪敏与魏延朝。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他们三人准备散发一个上万字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传单。

三人其实是经典的书呆子。发传单，本事最大的是太祖爷，“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多有诱惑力。其效果有如此刻在北京打广告“三环内，三室二厅带电梯高层一套白送”。就是闯王也不错，“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简单明了，切中利益。发上万字的传单，如若不是党国抓人把师生三位搞出了名，那几页纸很可能大多会被众孩子妈妈们给缺纸的小朋友做草稿纸用。

人虽少，彭案到有两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值得一侃。

第一个就是党国的破案过程。这个案子能破，实在是由于老哥仨天真到家了。当时台湾有些地下印刷厂，印点儿黄色小说之类的赚钱。但是，黄就黄了，沾政治的没人敢碰，出了事儿印刷厂会吃不了兜着走。老哥仨于是想出了个主意，先把稿子中的关键字如“蒋介石”，“蒋政权”等换掉，变成“毛泽东”，“毛政权”，这样文章就从“反动”变成了“革命”，送到一家地下印刷厂排版。版排好了，借口校对，拿回来做手脚，把关键字换回去（铅版，不是电脑，老大个工程），然后再把修好了的版拿到另一个地下印刷厂开印。猜想为了赚钱的第二个老板不会在乎去读他们的长篇大论。没料想，老板自保的第六感极佳，印完留了个底儿，上交“当局”。老哥仨前脚才用两个大皮箱将传单兜到一个旅馆房间里去整理，后脚特务就提着枪进来把哥仨抓将起来。

第二个故事是1970年的彭明敏出逃。彭1964年出事儿前是国际知名法学专家，犯的“罪”又是个没发出去的传单，非典型的言论自由问题--企图言论自由罪。党国对外还打着个“民主自由”的牌子，因“欲言”判彭八年底气不很足，彭正式判刑后被关了不到一年就在1965年底被“特赦”出狱。虽出狱了，彭家却被特务24/7式的全方位监视。彭于是计划出逃。1970年，彭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溜出家，然后大鸣大放的拿着一个换上他照片的真日本人护照，在台北机场登机飞出国去。其细节，宛如007在行动，而惊险程度甚至超过了咱的盲人大侠陈光城。陈出逃的难度主要在他的视障上，出了东师古村就海阔天空。而彭必须步入特务林立的台北机场，直面海关与边防：“Bond,James Bond”。

从一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到出逃时的007，不到六年时间党国独裁体系把彭给彻底脱胎换骨了。许多其他“台独分子”也是这样被党国“改造”出来的，1964年案发时的彭明敏根本不是啥“反对人士”，这位后来的“台独教父”当时参与“宣言”事件应属少爷玩票性质。

彭出事前，是党国眼皮底下的“台大”新星，本省人，国际知名法学专家，倍受党国栽培，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受老蒋大人接见，并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就是那个“宣言”传单，也是他学生谢聪敏写的，他略有改动。这也是为啥后来彭被判8年而谢被判了10年牢狱。出事那天彭决定去那个旅馆房间与两个学生整理传单，因该是一时兴起而非为理想“献身”。彭案出名，全在于那个“宣言”。之前其他的台独案，都是些毫无章法的“小人暴动真可怕、真可怕”。“宣言”说了什么呢？

主轴就是反蒋。许多地方，真像咱党的口气（彭出逃后，党国曾往外散布传言说彭在拿中共的钱）。

“蒋政权只靠美国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之内就会崩溃。”

“我们可以说，蒋政权只是国民党内少数小人集团内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又不能代表台湾，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

“我们要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摧毁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为建设民主自由，合理繁荣的社会而团结奋斗。”

宣言也有不少民主诉求。

“遵循民主常轨，而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保障司法独立，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维护开放的社会。”

当然，有“台独”呼吁。

“不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论承认中共与否，这个世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存在。”

“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家只是为民谋福利的工具，任何处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民都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

这个印了近万份的宣言，被党国一网打尽，当时没在台湾有任何流传。但是，宣言流到了海外，一下子给司令比枪多，各吹各号的海外“台独运动”提供了个“独立思想”。也有了民主就得台独，台独为了民主的可操作性。宣言起到了“民主”与“台独”联姻的作用。

公平的说，起草宣言的谢聪敏还是满厚道的，宣言虽然强烈批蒋，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挑动族群对立的言语。只是，日后与台独联上姻的民主动员，在实际操作上，必然要用到族群这个“短平快”的套路。

1960年以后，一系列的台独案，标志着在雷震与“自由中国”被压下去后，族群与台独逐渐成为同胞们民主追求的新支点。

下篇介绍：“党外”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