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毛主席保证！”这句庄严神圣的话，我们这代人没有几个没说过，是我们在文革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要表达的是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的，因为没人敢拿太祖爷开玩笑，否则要成反革命，死罪。可见，能向太祖爷保证的话，不会是骗人的假话。但张嘴闭嘴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字面上体现的那种信誓旦旦的意思，无非是要告诉对方“我向毛主席保证”今天只吃了一个糖三角儿，或者“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 今天真的只吃了一个糖三角儿。还不信？那“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今天绝没再吃第二个糖三角儿”。感情是真挚的，只是毫无激动人心之处。可是当你怀疑对方的话，你会严厉地问：“你敢向毛主席保证吗？”
这句话后来用得越来越广泛越频繁，也越简练。“主席保证我得回家了”，“毛儿席保证我饿了”（注1）。或者语气加重，“主席保证，（如果）骗你我（是）孙子！”那年月我们向太祖爷把吃喝拉撒全保证了，忠心耿耿，一丝不苟。一个平头百姓，甚至穿开裆裤满脸流鼻涕的傻小子，能把自己的陈康烂谷子鸡毛蒜皮子小事天天同一国之君联系在一起，上下五千年，也就文革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这句“向毛主席保证”也成了我们这代人区别于其它炎黄子孙的语言标志。在美国的聚会上，男女老少天南海北，突然听到人群中一声“毛主席保证我就剩一张黑桃三了”，就知道那边儿肯定是八九十年代出来的弟兄座底了。顷刻间一股熨贴之情悠然而起。
文革时代最广泛的社会标志是文革语言。文革语言的特点是假大空。虚假的口号，夸大的口气，空洞的内容。因为实实在在的最真实的东西，比如亲情，比如个人事业，比如自由，是没人敢提的。能公开谈论的只有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比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比如共产主义，比如祖国山河一片红，比如向太祖爷保证。什么事情，不分大小，都与咱党中央有关，都是与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的。 不管做什么，都是太祖爷让咱们做的，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讲活学活用太祖爷著作的心得体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我们滔滔不绝，但百分之百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怎样谈论都是虚无的，不切实际的， 甚至虚假的。而这样的谈论，从中央文件，广播报刊，到机关厂矿学校公社生产队，不管多么偏僻多么嘈杂的地方，到处如此。人人都不得不如此谈论，唯此方可保身，才能生存。
在这样的文革语言环境里，文革中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所学的东西可想而知。我们在课堂上和生活里学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在语录中认字，在语录中学中国文化，在语录中学做人的道理。那时的文化教育就是政治教育，而且只有空洞的政治，为政权服务的实用政治，除了口号和说教一无所有。家长们在红色恐怖下也说话谨慎，空话连篇。这样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只能造就像我们这样没文化的一代人。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千百年来无人不知的优美诗篇，我们这代人是到了二十多岁才从邓丽君的歌里学来的。
文化荒芜时代的首要特征，就是语言贫乏。没学到多少文化，可又需要表达，那就只能学了什么词儿就用什么词儿了，自然而然太祖爷语录诗词里的词儿就被广派用场。中学生下乡学农劳动，烈日下步行十几里，唱一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挖防空洞搬砖抬土，我们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几乎出现在每一篇讲稿或作文的开篇，那怕是检讨书检举信。动不动就要“斗私批修”，干点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小学生人人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中学毕业你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注2）。
文化荒芜造成的文化真空，使得贫乏的语言反而容易流行。当时就那几出样板戏，几部革命电影，加起来没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传边全中国。那时候有多少全民的共同语言啊！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那一句高唱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被用来表达了每一个男儿的意志，连小学生跑步的时候都唱。有人问“你看的是什么书？”必有人回答“歌曲集”；再问“什么歌曲集”？回答肯定是“阿丽拉”（注3）。尽管没人知道这对话说的是什么，这份浪漫的默契可是尽人皆知的，屡表不厌。而当你在饭局上畅饮之后高喊一声“天王盖地虎！”，必有众人齐和“宝塔镇河妖！”。那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之威严与杨子荣之英武的写照，更是豪情奔放的时刻。当然，还有那句名誓：你说“消灭法西斯！”，我应“自由属于人民”（注4）！尽管谁也不知自由为何物。还有很多名句出自电影戏剧中的反面人物，我们随口就来，但不明其意，只觉得很亲切，很真实。譬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小人暴动真可怕”。直到多年以后，我们个个磨爬滚打久经沙场，才知那都是至理名言。
十年文革下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已成型，并行于今天的中国社会。 一个是官方的假大空的腔调。今天文革语言仍然出现在的政府报刊社论里，出现在党政文件里，仍是官方语言的基调。咱们仍然要团结在以一个人为首的咱党中央周围，仍然要学习某个人的思想，仍然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仍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要与某种思潮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掩盖在文革语言之下的文革思维。在国外呆久了，习惯了实实在在诚恳的交流，回国听官场上的人说话常常不知所云。因为人们旧习难改，思维是空洞的，事事都先从假大空的高度着眼，没有切身的认识和观点，说话不着边际。咱们可高谈展望规划，确定不下来明天商谈的时间。这是文革思维延续的写照，因为文革思维左右着文革语言，并以其为载体。与此同时，咱们痛恨假大空，如同咱们热爱真诚与纯洁，人之天性所致。所以在文革期间的语言文化的荒漠上，更是在五千年华夏文化的沉积上的独特的文化真空里，滋生出大众语言的奇花异草。随着文革时代结束，国门洞开，真空打破，这些奇花异草异生而成新的植被，蔓延华夏大地，转眼间形成了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一次社会意义上的语言启蒙，文明意义上的语言进化。这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语言风格。
王朔代表了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那些没用的文人们酸溜溜地看着王朔的书热遍全国，以致男女老少学着书中腔调谈天说地，就说那是痞子文学。王朔看似玩世不恭，以痞子的面貌出现，在一系列小说里骂骂咧咧，毫不正经，象个不着边际的小流氓。他小说里的人物，就在咱们身边，说着咱们的话，干着咱们的事。而实际上，当整个社会人人都对文革声讨忆苦喊冤叫屈的时候，王朔在他的小说里已经极其清醒地，直截了当地，毫不留情地，用最直接的语言，点破了文革中每一个人的内心实质：装孙子。全民族装孙子，不管自觉不自觉，助成文革。王朔是聪明的。只有这种调侃的语境，才能不仅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化，而且才有可能表达这个文革的实质。他在小说中不是简单汇集了文革语言，而是提炼了文革时期的语言及心态要素，形成令人感觉亲切却是新的语境，那就是新京味。
王朔有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一种处世态度，一种勇气，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缩手缩脚是文革几代人落下的病根儿，也是咱们党苦心经营的成果。王朔勇敢地提醒每一个人，你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怕失去什么？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王朔象咱们每个人一样痛恨装腔作势假正经，用不冷不热的一句话把这种嘴脸撕得稀烂：“你累不累？” 王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文革时代的我们。然而，以他为代表的语言文化启蒙，经冯小刚电影的高效推动，席卷大江南北，波及海内外华人世界，影响的是几代人。他不仅献给咱们似曾相识的新语言，更把咱们带进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新语境。这是一场革命。并且，王朔小说的成功使得新京味成为新生代文化的语言特点。现在的影视作品，各种访谈节目，报刊杂志，街头巷尾的交谈，网络论坛博克，新京味无处不在。新的词汇用语纷繁涌现，每天都有“雷人”出“雷语”，新京味儿正逐渐为全社会所认同，所采用，它拓展咱们表达自己的空间，同时也拓展咱们的认知和思考。韩寒便是延伸新京味儿的代表人物。他的真、短、实，一针见血，精彩之极，不仅深得王朔新京味的精髓，而且赋以更强烈的时代气息，让新京味儿更鲜活，更具生命力。这种与时俱进的新京味儿以其时代感与陈腐的假大空针锋相对，是韩寒的广泛社会影响之关键所在。难怪“人大”教授张鸣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这不是韩寒狡猾，更不是教授们无能。这是大众的选择，是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诉求。咱们需要真实。咱们需要回归人性。汶川地震之后温家宝总理对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的一句“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为他赢得全国人民的爱戴，就因为他这实实在在的一句话。
文化大革命当然是革了中华文化的命。但新的文化必然要生长，因为这片土地太深厚了。新京味不是王朔们的发明。它是文革的产物，经我们这一代人传承。王朔们以他们的智慧，把新京味打理干净，包装好，做为礼物，呈献给咱们全民族。新京味儿是以调侃为基调的，听似消极。它得以流行并成为最广为接受的语言方式，是因为今天的人们有太多不满太多忧虑，因为有太多腐败太多社会不公平。所以消极的谈论铺天盖地，消极的强调不绝于耳。就这样，新京味儿带着文革语言留下的深刻烙印，在广阔的天地里繁衍。 但是，新京味儿的实质是实话实说直截了当的表达。这种人文精神久违于咱们民族，如今乘新京味儿席卷这古国大地，恰似春风回归，必将吹开万紫千红。新京味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是中华语言进化的必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她将穿越时空，溶化在咱们世代的血液里，久久传承下去。我们敢向毛主席保证。
注1：这里所用的是北京方言。北京话句尾有“儿”音，加上速度快而吃字，于是“向毛主席保证”就口语化而成为了文中的样子。
注2：这一段引号里的话都是取自“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的文革流行语。
注3：这是文革后期一部北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的人物对话。
注4：这是文革中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革命口号”，表示的是二战中阿国人民要战胜纳粹德国侵略者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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