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际歌 咱们的理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咱们是唱着这首“国际歌”长大的。具体这首歌说的是什么，当时并没有细想过。可是却坚信这首歌说的就是理想的彼岸，就是幸福的明天。不知道是那位咱党的前贤，想必应该是一位宣传部的高手，巧妙的把诺大一个共产主义给浓缩包装到“国际歌”里了。多少年唱下来，符号和虚幻融合了。共产主义就是“国际歌”，“国际歌”就是共产主义。

文革时的常规是任何有点规模的程序结束的时候都要唱“国际歌”或是奏“国际歌”。大到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定是“国际歌”结尾。每年七月一日全国纪念咱党成立，从北京到全国的每个犄角旮旯，只要是开会庆祝的，最后一个节目一定是全体合唱“国际歌”。 小到中小学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加入“组织”仪式，或是工厂和机关单位的先进表彰大会，统统是以“国际歌”结束。 当时的标准说法是“某某事儿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说“国际歌”庄严到是恰如其份，这首歌的曲作者是法国人狄盖特，深得马赛曲等法国音乐的传承，确实是浑厚有力，很适合用男孩子们的低音来唱，加上歌词是极富煽动性的“斗争”类的主题，一唱就把庄严感诱导出来了，真好像咱们在进行着伟大的创造。

透过国际歌，咱们朦胧着庄严，美好，对未来的向往和共产主义。可有的时候，事情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让你朦胧不得。 到美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国际歌对咱们意味着什么被不经意地提了出来。 在一次朋友家的聚会上，遇到了一位美国的工人运动活跃人物。闲聊了一阵子后，话题转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上来。这位仁兄说他对学生们很佩服，说在美国很长时间没有这种自发的大规模争取工人权利的壮举了。笔者之一于是企图纠正这位仁兄并告诉他学生们要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并不是为工人们争权力。对方于是说，学生们肯定有争工人权利的意识，不然的话为何一直在唱Internationale？ 笔者开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很快就明白了他说的就是“国际歌”的英文名。 于是不得不向他解释，学生们当时唱 “国际歌”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并不是代表他们要为工人争权利。而笔者当时解释的时候肯定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唱着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而要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是有一些滑稽。这种解释当然没有令这位工运人物信服，留下一句：苏联不用“国际歌”作为国歌了，就不管工人权利了，但愿中国的“国际歌”能为工人权利一直唱下去。 然后就不欢而散了。

当时也没太在意。过了一段时间，想起此事，于是上网查找一下“国际歌”和苏联国歌。果不其然，“国际歌”曾经被苏联当作国歌唱了几十年。而更好玩的是， 咱们一直将“国际歌” 中“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作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来唱，而其原意是说“国际工人运动联合会”一定要实现。细想一想，咱们的共产主义，“国际歌”，马克思理论和工人运动这几个概念完全是颠三倒四，一锅糨糊。 原因当然是太祖爷了，因为对这些事儿，太祖爷的思路就是咱们的思路。

太祖爷的共产主义是什么？ 太祖爷曾经说过，他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如何相加？什么样的比例？太祖爷没提。一半马克思一半秦始皇？一大半马克思一小半秦始皇？一大半秦始皇一小半马克思？太祖爷没去过马克思的故乡取经，没考察过马克思的原始研究对象，就是读的马克思的书也是几经翻译的二手甚至三手货。而对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中国帝王们，太祖爷知道的可就太清楚了，卧床之上放的都是线装的古书，作报告作到高兴处从秦始皇到汉高祖到明太祖到洪秀全，太祖爷可以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太祖爷有几成秦始皇几成马克思好有一比，看看现在电视里有多少帝王历史剧和多少巴黎公社的故事就行了。太祖爷的共产主义（也是咱们的）基本上是秦始皇戴了个马克思的帽子。

“国际歌”中有一句歌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无论你是反马克思还是护马克思，也无论你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你不是宗教狂热人士，都不会和这段歌词过不去。而在文革中几乎替掉中国国歌的天下第一歌“东方红”中则有这样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早就被众大侠们反复指出过。而这种不可融合的矛盾，就是马克思和秦始皇的不可加性的本质。文革中“东方红”这首歌的地位大大高于“国际歌”。不但如此，“东方红”是所有仪式开场时唱的，“国际歌”是收场时唱的。先搞出个“救星”来再消灭“救世主”？马克思最基本的东西和秦始皇格格不入。在 “东方红”占有第一歌的地位下，唱“国际歌”本身就是一种忽悠。咱们的共产主义则是忽悠之上再朦胧一下。这玩笑开大了。

太祖爷为什么要把秦始皇的本质用马克思包装一下？ 当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关系。太祖爷并不是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而后来把队伍接过来时共产主义的招牌已经定了，换起来谈何容易。太祖爷信共产主义吗？这只有太祖爷自己知道。事实是马克思的有些东西对太祖爷有实用价值。共产主义主张社会财富全民共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咱们的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源于民不聊生之时。于是 “均贫富”的期许就成了农民起义的共性。从唐末的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到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再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杀富济贫是得民心的不二法宝。太祖爷和蒋委员长争天下时，用当时时髦的共产主义新理论来包装一下“均贫富”这个最好的动员办法，加上又有苏联人资助，给秦始皇戴马克思的帽子很是实惠，干赚不赔何乐而不为？还有个额外的好处，用太祖爷自己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注1）。有了马克思这块牌子，造反之人可以不是“寇”，无法无天成为时髦，山大王成了新潮，以苏区对抗民国时“出师表”的事情顺便就解决了。

既然戴了马克思的帽子，秦始皇就必然有些异味。农民造反的“均贫富”到江山打下来为止。新皇帝以下，新贵们重新收获财富，又一轮财产积累重新开始。太祖爷超越秦始皇们之处是，他的江山要永远“均贫富”。 永续的“均贫富”和消灭剩余价值是太祖爷和马克思的神交之处。信马克思也好，不信也好，“均贫富”这个自古中国农民的梦，从结果看还是太祖爷要流芳万世而最在乎的第一大功名。不但在打江山时靠“均贫富”动员，坐江山的人不可以多吃多占是太祖爷最重要的不可碰治国底线。包括文革的忽悠点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搞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就是有人要多吃多占。文革防止资产阶级发生，也是保卫“均贫富”。“富”是个相对的概念，就是比别人多有点什么。所以富人永远是少数。而“均贫富”总能动员社会的多数人。文革的“群众”能量也来源于此。

朦胧虽然是朦胧了一些，咱们版本的共产主义大致轮廓也就出来了。基本上就是，社会财富不均，穷人拿枪拉队伍造反，“救星”降临江山到手，“咱”比以前要多一点财富，不过“别人”不可以多吃多占，如有不公“救星”会给“咱”作主。也就是水泊梁山的套路。有一些自由，有一些平等，也有一个大王。但是既无民主也无人权。而这后两点马老前辈都是很看重的（后来才知道，除了中国的世界其余部分，都管这叫“毛主义”，因为这一套路的版权确实是太祖爷的，而太祖爷也是从咱们祖宗那儿贩来的，和马克思的东西不太沾边。）。 以笔者们现在很肤浅的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说的是19世纪末的工业化国家的事儿。基本上就是把占人口多数的工人们组织起来，以民主的手段，把政权拿到手，再以法律的形式把分配制度从新搞过，让资本家拿不到剩余价值，就是所谓的消灭剥削。无论可行不可行，马克思的设计里并不需要一个“救星”给大家作主，而每个工人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基本人权。马克思的东西明显不是给咱们设计的。咱们以农民为主的臣民们常年给皇帝磕头磕惯了，太祖爷登高一呼时，正好找到了“大救星”，而不懂什么是做自己的主人。咱们的“东方红”是由衷地唱出来的，而“国际歌”是被忽悠之后跟着唱的。

可“均贫富”谈何容易。不许任何人多吃多占，没有“富”产生于前，“均贫富”当然就成了“均贫”。“均贫”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优越感十足有大城市户口的人，文革后期每月只有半斤油，两斤肉的定量可以受用。没人愿意“均贫”。文革完了可以多吃肉没人有意见。但是不愿意“均贫”不代表反对“均贫富”。跟太祖爷唱了多年的“国际歌”，别人比“咱”过得好的刺激还是受不了。于是就出事儿了。

1989年六四运动的主旋律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学生们唱着“国际歌”在天安门抗争？“国际歌”虽然还是马克思时代的“国际歌”，可是在中国却代表的是太祖爷版的“共产主义”。当时改革改到物价上了，通货膨胀有失控之势，钱在贬值，而同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2 ）有成真之势“。老百姓认准了这些都是“官倒爷”（注3）在发不义之财所造成的。对造成贫富分化的社会系统造反， 就是太祖爷版本“造反有理”的“共产主义”。唱着“国际歌”上街抗争也就是必然的了。旁观者清，无意中遇到的那位工运人士点出了唱 “国际歌”和争美国式民主的矛盾之处。上街的民众各有所需，要维持太祖爷“均贫富”的共产主义成分应该多于要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成分。当时美国各大新闻机构都派出大牌记者在北京报道此事。记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丹.阿瑟曾站在天安门前自问自答的说“学生们要什么？自由？有这个成分。民主？好像不太像”。当然，邓大人一开枪，冤死了很多学生以后，把别的问题全都掩盖了。不知道邓大人是无心还是有意，在把六四运动压下去的同时，也把太祖爷版的靠“大救星” “均贫富”的共产主义给毙了。其实六四的乱枪正经的给资本家在中国出头奠了基。眼见靠“救星”做主给大家“均贫富”已经无望，六四之后全民闷头赚钱就成了新时尚。从哪儿起，太祖爷的“国际歌”版本共产主义名存实亡了。

资本主义就资本主义。当年忽悠大家唱“国际歌”是因为相信“均贫富”是最好的过好日子的途径，不是因为马克思长得比别人好看。半斤油两斤肉还得有大城市的户口，太祖爷的东西已经被现实给否了。资本主义早期两极分化是有痛苦，可别人也都痛苦过，中国人又不是超人，能不痛苦的积累财富？ 干什么吆喝什么，不要再边干资本主义边拿共产主义忽悠人了。可是大干资本主义咱党怎么办？要不要改名？这是咱党自己的头疼事，咱们用不着操心。当年有本事把水泊梁山那点事儿说成是共产主义，还能包装到“国际歌”里，现在自然有办法给保护剩余价值正名，给大搞资本主义革命事业解套。老百姓用税钱养着，咱党里有的是能人，不给他们点头疼的事儿，反倒让他们失去表现的机会了。还是关心自己的事儿吧，都资本主义了，这“国际歌”还唱不唱了？

咱们是唱拧了“国际歌”，可里面的原意未必都错。“国际歌”里两个基本要件现在正好适用。一个是说自己的事儿不能靠别人，“救世主”一但万能了也就失控了，拒绝救你也拿他没辙。二是说工人联合会是工人们利益自保最可行的办法。马老先生的东西很多被证明不好用。可一百多年了，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为他争论的要死要活，想必有精彩的地方。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现在的工会也是从早期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运动演绎而来。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像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工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工会势力强大，造成整个美国汽车业的劳工开支比重高出其他行业许多，严重到影响了整个行业在全世界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力。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中的两个靠破产保护法才勉强生存下来。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工会的存在，确实是保证了劳工的一些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加班时限，加班的酬劳，工作环境的无害性，伤病的治疗，退休后的健康保险。这一切，不能天真的指望资本家的良心，因为资本家运营的首要目标当然是要赚取利润。

太祖爷在井冈山起事的时候中国没有正经的产业工人阶级。也许对习惯给皇帝磕头的农民们，有个救世主是唯一凝聚能量的办法。可是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太祖爷要是活在今天，也许就不会再以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起家了。可以搞一本堂堂正正的“广东工人和民工生活现状考察报告”。也就没有必要把马克思的东西给一通胡改，只要在深圳搞经典的马克思版工人运动就全齐了。历史就是历史，只能感叹而已。而如今咱们既然搞资本主义，工人也要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保意识。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均贫富”，而是合理的利益共享，风险均摊。像在世界上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都有自己的工会为工人争权益。美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法国的工人，日本的工人，南韩的工人都有独立的工会。德国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多达50美元左右了，不高兴了还可以罢工要提高待遇。毕竟是马老先生的故乡，唱不唱“国际歌”在其次，把“国际歌”的精华拿到手了。咱们的“国际歌”唱了快八十年了，工会还是只管逢年过节发电影票。 “救世主”的工会，驴唇不对马嘴。工人兄弟们的福祉让秦始皇的体系照顾一定不如让马克思的体系照顾得好。修长城的劳工在秦始皇的照顾下出了什么结果？孟姜女！台湾的大老板郭台铭为什么把富士通的大厂都摆在大陆？ 大陆的工会是郭老板通过秦始皇体系可以玩得转的，就是有员工跳楼，只要工人们没有组织局面就能收拾。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有国际歌的道理。“这茶吃到这会儿才吃出点味儿来”（注4）。

注1：出自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为斯大林庆生大会上的讲话。

注2：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所提出的经典口号。

注3：文革后，“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给靠权力发财的“官商”们的蔑称。

注4：文革中著名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一句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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