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八、政治动物许信良 （图）

谁都会有恶梦。小蒋时代党国最恐怖的恶梦大概就是这位来自桃园县的农家子弟许信良了。等读完这篇文章，您会理解党国的感觉。

许出身桃园一个地主家，客家籍。从小有“大志”，上小学时就把人生目标放在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上，青年期被党国相中，多方栽培。大学上的是等同“党校”的“政大”政治系，毕业后于1967年拿到著名的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去英国深造两年。回来后，党国继续抬举，进入“中央党部”工作，于1973年被推荐从桃园县选省议员，顺利当选。党国当时有些大意，没注意到这个从英国回来的农家小伙，对党这东西已经不象出国前那么迷信了。许在英国爱丁堡两年，接触了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回国再从体制内眯着眼看党国的运作，落后野蛮的专制皇权式架构清晰。

虽是党国推荐的，但省议员毕竟是民选的，许进了省议会，开始不买党国的帐。议案来了，党国要往东走，许想了想说，西边比较灿烂。政府官员进省议会报告，“党外”议员会争相提些问题，有的问题能让官员急出一身汗来。这时候，党国的议员要上去“护航”，提些软性问题，作球给官员杀。许这个“党国”议员到好，上去护驾提的问题比前面“党外”议员提的还要让官员难堪。有一次省主席谢东闵到议会备询，被许一问三不知，许调侃他说“大事情请教主席，主席说，我这么小小的省主席，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去决定？小事情请教主席，主席说，堂堂省主席，怎么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请问主席，那些才是刚刚好适合主席做的事？”。许在省议会四年任上，党国忽然发现，当年选孩子的时候少走了个程序，没发现许信良脑后长有反骨，听话是表象，较真才是许的本质。

较真的结果，许对“省议员”是该对选他的桃园县选民负责还是对提名他的党国负责有了纠结。许是个认真的佛教徒，自称人生哲学是“佛心儒事”，有了纠结就得探讨。于是出了本书“风雨之声”，书中对省议会里不像他一样纠结到底应该代表党国还是代表选民的其他省议员命名分类（不像咱党最近只说薄女郎多名，许是真名真姓的玩了命了）。不纠结的占省议员的多数，此书一出许自然在议会里成为公敌。许不在乎，议员不准备连任了，要去选对选民负责的桃园县县长。

许的家乡桃园县是个特色选区，因为桃园遍布国军基地，有高密度的的“眷村”（随老蒋赴台国军家属居住区），四十万选民中有九万眷村人，其中“忠贞”选民比例甚高，是公认的党国政治大本营，非党国候选人在桃园能赢的可能极微。许选桃园县长当然希望党国提名他。按党国的规矩，党籍的省议员选县长该排第一顺位。但是许对党的忠诚度已受怀疑，许纠结代表党国还是代表选民，党国认为许有病，因为党国已经代表了选民。结果许的第一顺位玩完，在县长提名的党内“评价”游戏里，居然名列第五。许冷笑一声，“走着瞧”。下定决心脱党参选。

许脱党参选，让党国愤怒，于是连党带国， 开动机器要把许压扁。 小蒋手下大将救国团的李焕、总政主任王升，中央党部大员邱创焕悉数被从台北遣来桃园统筹一切打许活动。（党国的蠢不全是传说，地方选举临时派N多个中央大员下去直接领导，有如网球比赛临时派多个互不买帐的排球教练指导一样，帮倒忙。）

党国打许，文宣先行。因许脱党参选，自然是党的“叛徒”，于是 揭露许信良的“叛徒”嘴脸。党国领导下的桃园“各眷村自治会”发出声明痛斥许：“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叛徒都有他一套‘冠冕堂皇’的美丽谎言，甚至曲解的学术理论来做他叛逆的‘遮羞布’，以眩惑世人。像汪精卫、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他们都不正是这样吗？”（这个比较有趣，后三位是咱们的好同志）狠是够狠，但是过头了，许信良做省议员四年常在桃园县转，许多县民都认识他，忽然就汪精卫了，谁信？脱党就“叛”民族了，桃园选民不属“民族”？

文宣把对手玩成黑的，然后要把己方描成白的。党国提名的县长候选人欧宪瑜有多可爱呢？党国笔下“他（年轻时）每月有些零花钱，差不多全拿去帮助别人了……都不让他人知道，只有在记者问起时才不好意思笑笑说，是有那么回事儿”。哇噻，雷锋生前不知在海峡那边他还有个表兄弟。又是个过犹不及，因为欧原来在“调查局”任事，调查局是专管监视县民抓“匪谍”的，名声狼藉，把欧搞得超可爱，谁信？

实在不行就恐吓。说许是共产党。说咱党从日本给许送来了五百万美金，选许就是选“共”。可面对大把撒钱的党国候选人与一切从简的许信良，谁信？

文宣之外再用国家机器辅选。中小学里校领导教导学生回家训示家长批许挺欧；“国营”公司吩咐员工批许挺欧；工会、农会号召会员批许挺欧。用太祖的话说就是，“大有炸平桃园，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说许是政治动物绝不夸张。在桃园这个表面上是党国铁打营盘的选区，在党国倾全力泰山压顶的现实里，在没有任何人看好的情况下，许看到了制胜之路。体制内出来的，许对党国政治机器陈旧失修，贪官污吏遍布了然于胸。党国的腐朽之下其选举运作也必然无效、无力、无果；民众的对腐朽的不满一定蓄积着思变、激情、发泄的潜能。许要做的，就是把民众的对腐朽的感情调出来，一旦成功胜选不在话下。

1977年许信良在桃园打了一场国民党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选战。概括一下，就是用些类似太祖的文革手段，把民众的“戾气”勾将出来，有效的把选民对党国的不满与选许做县长给萌在了一起。最能让人联想到文革的，就是许在 中坜市搭建的竞选总部。相较穿皮鞋的党国，许这个总部是明显给穿草鞋用的。空地上搭起的帐篷，开放的空间如同庙会让选民随意浏览，简单而煽情的大字报，每日一新的竞选议题，加上许信良不时的竞选讲演，许总部成了选民的聚会宣泄中心。当时的一个故事是许多出租车司机清晨出车头一件事儿是先到许总部看大字报，然后再上工，把许当天的新议题带给每位搭载的乘客。

在竞选进行到最关键的冲刺阶段，许信良打出了挑起民众对党国腐朽满腔感情的王牌-----不能让国民党做票。党国选举做票，在当时已是定见。尤其有了此前两年宜兰县“党外”郭雨新落选事件的八万张废票传说，选民原本就对党国会做票疑虑重重。这时候，许总部贴出了这张大字报：

大字报的主要信息是，国民党会做票，做票的都是坏蛋（共党是坏蛋的代名词，党国早打好基础了），抓住坏蛋谁都有权利开打，打死活该。这个已经是非常的红卫兵/韩德强式的逻辑了。几天后选举当中发生的中坜事件，许信良这个煽情的大字报起了汽油的作用。

反做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举战术。首先，它让所有的选民把神经绷紧，每位选民自己都成了许的监票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悲情催票牌，许的支持者在票赢少了肯定会被做掉的假设下，以义愤填膺的心情而排除万难出来为许投票。

在这种气氛下，投票日在桃园县中坜市发生了台湾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投票进行中，在中坜国小的213投票所发生了主任监票员范姜新林疑似介入选民圈票的争执。原本就高度怀疑党国做票的选民们愤怒了，一举包围了中坜警察分局，砸警车成为全世界穿草鞋的共同发脾气套路，见下图。

火气越来越大，一会儿警察分局就真起火了。

尽管发生了中坜事件，桃园的县长选举依然有效。结果，许信良得23万多票，欧宪瑜的14万多票，许信良当选桃园县县长。从结果看，国民党或是没有或是没敢在此次选举中大规模做票。如果做了票还输成这样，国民党直接改称阿斗党算了。

这次选举，没有真正赢家。党国拿民选当玩具，用国家机器辅选，为胜选不择手段，毁坏了民主机制。许为了胜选，拿出太祖爷文革招数反制，不惜利用播种仇恨，煽动暴力的手法来胜选，为日后的民主实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党国经此一役，刻骨铭心。辅选大将李焕被解职。党国带回家的信息是民众不是一般的恨他们。真正民选一起，党国的政权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拿掉。没了政权保护，党国还会被“暴力”。因该说中坜事件和许的压倒胜利，让党国成了惊弓之鸟，两年后的“美丽岛”事件以强烈镇压收场，其中的脉络也就清晰了。

许当选之后认真做了一年多县长，然后被党国很无耻的用诡计给停职了。这一停职却阴差阳错的让许无缘于“美丽岛”事件，结果党国最痛恨的许信良逃过了被抓被关这道劫。下面是“许县长”当年英姿。

这个是县长与总统共同视察桃园的照片，小蒋让人摸不透。

这个是最近的照片。

当年的大佬还在直接“政治”的就许一位了。2012 年五月为政治绝食。结果“好友”吕秀莲送生日蛋糕到绝食现场。（有朋友如此，谁还需要敌人，^_^。）

后面的故事里还会遇到许大佬。

下篇预报：别的大佬们。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七、老大黄信介（图）

从皇权走向民主，不可能不发生碰撞，剧烈的碰撞。像台湾那样，可能是最温柔的变脸。话虽如此说，台湾的结果不是蒋经国哪天早上一觉醒来忽然觉得国民党必须得有“外人”监督才行。就是蒋真想找“外人”，也只能找来“内人”，监守自盗会依然如故。台湾的变脸，是“外人”自己找上门来的结果。从“党外”到“民进党”成型的过程，就是碰撞的过程。大陆咱党的暴力崛起，是有太祖爷这个既匪气又霸气的老大撑着。如果在民进党的准“和平”崛起过程中要找出一个类似的老大来，这个人只能是黄信介。非老大型的人物，在民进党形成期只能跟着打酱油。民进党成立时，黄正在监狱里服刑。出狱后没多久，有人问黄如何看民进党，黄大咧咧的说“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不在时，伙计当家，现在‘头家’回来了”。果然没多久黄就坐上了党主席的位子。下面是黄信介1979年与众多“美丽岛”杂志反革命同志合影，哪位是老大不用说了吧？

老大，一般与众不同。黄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类似于许多当时的同胞，黄也去了日本留学。可是不像大部分靠家庭资助的留学生，黄是半工半读。留学生以读大学为主，黄留日近七年，学到日本中学毕业----原来老大十二岁就去留学了，一童工（劳动法？没听说过。）。黄虽是半工半读，可黄家不是穷人家，黄老爸靠做小生意赚了些老钱，非常有远见的买了许多地。可是一打仗，地没人要忽然不值钱了，黄爸没有资产问题却有现金问题，紧迫到连黄信介的学资都出不起。所以黄是在富有之家的贫穷瞬间去留学的。黄日后从政再没缺过钱花，有家里的老底子。黄曾考上过北大，可惜党国如山倒的太快，入学没来得及发生。黄是民进党老大，黄的亲哥哥却阴差阳错的在大陆成为咱党的政协委员。后来成为国民党眼中钉肉中刺的黄老大最早曾是国民党党员。黄一生参加选举多次，次次当选，从没输过。霸气不是吹的，就是从民进党党主席位子上下来后，照样对党内的人员任用强力掌控，把自己的女朋友推上“国际部”部长的位子（黄可不是单身，已经一位明妻一位暗室），接任的党主席许信良只能照办，无脾气。

下面就侃黄的碰撞生涯。因为同胞那儿在两蒋治下有“地方选举”，台湾许多“党外”的政治人物都是从帮某个候选人选举出家的。黄也不例外。帮高玉树在台北选市长，穿大街走小巷的助选，因能说敢侃口无遮拦而引入注目。那次高没选上而黄却出了名。几年之后的1961年，黄于“自由中国”被封的民主低潮期参选台北市的市议员，一举成功，开启了漫长的从政之路。

市议员是许多政治人物的起始职位，但是那个位子以关心台北地上交通地下排水为主，有“野心”的政治人物不会在那儿久待。黄的市议员干了两届，于1969年参选“万年国会”的立法院终身立委缺额补选，顺利当选。一下子，黄有了一老大个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黄干出了不但是台湾历史上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哥伦布竖鸡蛋式的创举。那是他任立委之后的第四年，1973年。

黄老大干吗了？就是站直了腰板与小蒋大人在庙堂上话说天下大事。

1973年，老蒋大人身体已不甚健壮，台湾全由小蒋罩着。小蒋大人的名号是“行政院院长”，等同咱们的国务院总理。行政院长按同胞那边的规矩，要去立法院“备询”，就是花钱的大哥要给开支票的老人家们解释一下老人家的钱没全用在吃喝嫖赌上。现时台湾行政院长到了立法院都跟龟孙子似的，任个立委都敢摆开架势教训。但当年小蒋当行政院长不一样。名为民国，实则王朝，蒋朝。小蒋大人乃皇太子也。党国元老们虽都是小蒋叔叔辈的，见了蒋也有膝盖软的感觉，蒋备询不过是宠幸立委们而已。那场景与任何一朝一代天子上朝与众臣子交流没啥两样。但是，1973年的立法院里不全是党国元老了，有一名年轻的党外立委，就是黄信介。

黄挺直腰板，认真的向蒋院长质询了。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乡愿的社会，自来就有一种坏的风气，谁当权，谁有权力，就向谁歌颂、称赞，致使国家社会永远很难进步。一切应该彻底改革的事，便无法彻底做到办到。…….这一年多的时间，只闻歌颂之声，而听不到真正的民意。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随时随地都有一大堆人，对于你都歌功颂德，把你当成一“偶像”崇拜。本席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郑重心情，向蒋院长个人进一忠言。由于大多数人对你逢迎巴结，恐将影响你的工作成果。……一个人若陶醉在别人的称赞声中便飘飘然自鸣得意。本席深愿蒋院长了解称赞你逢迎你的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政治或当官是很现实的，也是一种玩手腕的行业。很多人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职业，大作违心之论，尤其对于权力越大的人，更是如此。传播学者以为新闻界的最重要任务是尽其“守望人”的功能，对国家社会的事实真相应忠实报道，把一切不良现象全部报道给人民知道，以便知道缺点，并且改进缺点。可是我们的新闻界像只哈巴狗，并未尽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然后黄老大连问了七个问题，从公务员服务态度、特务机关非法乱来到交通法规的具体执行等等，个个见真章。小蒋大人当时坐在那儿十多分钟听黄“训话”不知做何感想，可是立法院里剩下的一大群党国老臣们坐不住了------这是我们见面都想鞠躬的皇太子阿，你黄信介算哪棵葱，无法无天！！！

依惯例，立法委员质询问题，行政官员需要回答。但是，黄以前，没有人曾站直了腰问过小蒋大人任何真“问题”。于是党国的立法院长倪文亚出来为老板护驾，裁定对黄的问题蒋可书面回答。此时黄已走下发言台，转身向倪文亚高声抗议，要求蒋口头答复，并直指倪角色错乱，立法院长立场居然不在立法院一边。倪文亚坚持立场，黄于是站在主席台前再次抗议“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明明要求口头答复，哪里有用书面答复的道理！没有这个道理，这是笑话，没有这个道理”。于是黄用嘴巴倪用议事锤干将起来。当然，倪在全场党国立委的掌声助威下获胜。此为黄蒋第一次交手。

不要小瞧，黄所做的不是小事，不是演戏，甚至不是羞辱蒋经国。黄站直了平视蒋经国的行为政治，捅破了好几处窗户纸：行政院是应该向立法院负责的，而立法院该是全民的代表；行政院长不比立法委员“大”；“民国”之下皇太子只是老臣民们的幻觉；既然你说你要为民服务，服务质量就不是你服务生本人可以随意表扬的。用太祖爷的话说，黄所做的是一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大事。

这是1973年。几年后民主声势高涨，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嘎然而止，黄被抓去坐牢。从黄在庙堂上对小蒋的挺身面对到后来1987年的两禁终止，同胞们用了14年。

咱们离民主多远？

这是2008年的两会。来自江西的人大代表谢木兰企图请胡大人给她签个名留念。

在网上得到的信息，谢女士是很好的人，不但自己劳动致富，还带动不少乡亲共幸福。但是，咱的人大，代表们不是来监督的。从谢女士的身态可以看出她是来感恩的。谢女士们离1973年黄的民主意识差一个时代。大陆社会的总体政治水平要达到台湾现在的高度也还万里长征未起步呢。

这是黄老大在庙堂上碰撞的故事，在街头碰撞的故事会在后面美丽岛事件的几篇中再介绍。

下篇预报：政治动物许信良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六、党外数大佬

台湾通向民主的过程，民主进步党（就是大家知道的民进党）的演进一路相伴。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党禁解除前一年。这个系列从本篇起，开讲前民进党折腾的故事，从“党外”的大佬们讲起。

1960年雷震因企图组党而进了监狱，剩下的其他人呢？党国出手厉害，组党的一群党外人士，用后来的话形容，在雷震事件后就“作鸟兽散”了。让别人做英雄都容易，但是为理想坐十年大牢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的风险。虽然都鸟兽了，但是党国没咱党那样有魄力，县市长与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依旧，没改指派制。有选举，就有非国民党的人当选。这些民选的“长”与“代表”，以及围绕着他们的体系，就是党外体系。

按时间顺序，党外第一条好汉是民进党史上不在册的一位人物，台湾宜兰县人，郭雨新。

郭雨新是雷震组党时的七人常委之一。鸟兽之后，郭没被抓，而且依然是宜兰县民选的“省议会”议员。郭的背景如下，1908年出生，本省人，父亲是清朝秀才，日治时代在家里开私塾教中文（按抗日的标准属根正苗红），后来家境败落，郭13岁父亲去世。郭坎坷而上了“台北帝国大学”（后来的台大），抗战时去大陆作生意，台湾光复回台，所以也算“半山”。不同于那些在大陆吃政治饭的半山，生意人的半山回台继续作生意。1948年入党国的花瓶党“青年党”。花瓶党与咱的“民主党派”一样，享受党国的“待遇”，1949年有个党国发配的“省议会参议员”名额，位子给郭了。从初始的任命过渡到民选的省议员，郭一路从宜兰选下来，省议员作了二十多年。

无论早期的党外还是后来的民进党，有不少人是从国民党里甩出来或跳出来的，包括民进党的名人黄信介、许信良等，后面还会介绍。郭虽然最早得了党国“待遇”的位子，但后来省议员是选出来的，无需看党国的脸色，问政不含糊。雷案后，全台湾有影响力的党外政治人物，就剩下郭一位。省议员，在台北办公。他在台北有个相当于华盛顿美国议员的办公室，于是党外的参选失利人物，初生牛犊的台北大学生，宜兰的乡亲，各地方的俊杰都有事无事到他那儿走走。因为唯一原本就热闹，加上后来一位天生的公关人物给他做秘书，就是现在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菊，台北的“郭办”一时间成为党外的联络点与聚集处。

别小看这个聚集处，那是前、前、前互联网时代，一处落脚地难能可贵。尤其在党国的打压之下，遍地是特务，谁也不信任谁。党外是三无：无组织、无资源、无依托。如此环境下，郭既是名正言顺的民选议员，又是议会里问政的著名党国对手，郭办自然给了党外好汉们安全感，于是成了有实无名的党外“中组部”。从党外一直到现在的民进党诸多大佬们与郭雨新有过密切往来。除了陈菊是郭的秘书外，现在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她爹是郭的家庭医生，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做过郭的律师也接了郭在宜兰的政治家底。党外早期两大明星之一康宁祥办杂志“台湾政论”是郭帮忙融的资。后来的“新潮流”掌门人吴乃仁与邱义仁帮郭的选举发过传单监过票。另外，民进党党外时的几个名人黄信介、张俊宏与姚嘉文也是郭的好友。

郭有这种功能，当然被党国视为眼中钉。于是从政治上把郭干掉成为党国的重要攻关项目。1975年，郭的立法委员参选经验成为台湾选举史上一个里程碑。是役，党国动员了所有的资源，用尽了一切手段，无赖到面部神经坏死的水平，就是不能让郭选上。前面动用国家机器对郭反动员，利用桩脚买票等经典战法都是小儿科，在党国控制的开票站里玩把戏才是绝招。有的投票站郭的业余监票部队在门外数了五百个人进去投票，结果该票站居然开出六百张票来。有同胞的回忆录说，一些党国票务人员熟知选民的意向，只要是郭的选民进来，就会递上一种劣质印泥，选郭的票于是票面天女散花而成为废票。选举结果郭得票八万多而以近两万票落选，但是，宜兰县却投出八万张废票（此数字党国不承认，具体的数字因证据消失而成悬案）。

结果一出，全县哗然。郭在选后按同胞那边的惯例在宜兰沿街谢票，结果众多宜兰县民们自发从家里走将出来跟在谢票的郭雨新身后前行。一个人的谢票变成了县民发泄怒气的示威。共有多少人参与示威一直不得确定因为这个事件没有成为新闻（党国就是党国，都是那一套，不报道就没发生，与党国姓氏无关），两万人是众口侃下来的数字。郭确实是想谢票，可是众人不干，要去冲击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如果郭当时登高一呼，台湾的历史进程就会不同。郭登高了，但是没有一呼。相反，郭说了如下一段话：“这次的选举结果，大家的心里也是非常明白，像这样的落选，是不是光荣的？……总之，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应该继续为我们的乡土努力，至于说今天要有什么行动，我认为吃亏的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认为不必要。 最后我再一次谢谢大家。并请大家一起跟我高呼，台湾民主万岁！”郭雨新生生的把人潮给散了。

此役后，郭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宜兰的民众腔着怒气，拢着凄哀回归了平日的生活。但是，党国做票，政府无耻的种子种下去了。自郭雨新败选之后，先党外后民进党的林义雄，陈定南，游锡堃等后来在宜兰的重要选举诸役几乎战无不胜，宜兰也得到了民主圣地的名称。选举一旦有了，做票的伎俩就是个“有术、有效也有限”的范畴。如果有人用中国人的素质说事儿反对民主选举，纯忽悠。克服民主过程中的问题，再丑陋的问题，从长远看，“五岭逶迤腾细浪”啦。

郭雨新除了一个和平理性争民主的典范之外，还给日后的民进党留下另一笔重要遗产，就是清廉从政。民进党的“清廉，勤政，爱乡土”口号，起始阶段是有实质的东西撑着。如果建党前后已经是后来陈水扁之类的无良政客在胡搞，民进党也不会有后来执政的那一天。这个清廉的香火，在宜兰从郭到林义雄、陈定南一路传下来。后来陈水扁的贪腐丑闻爆屏，国民党也顺势在2006年夺回了失去24年的宜兰县长位子。清廉在制度，一个人，一个县，一个党当然靠不住。但是民进党早期的清廉形象，郭有一份贡献在内。

郭1977年离台去美，差不多是以被流放的方式在海外度过了余生。1985年，民进党成立前一年，郭雨新在美国去世。遗体运回台湾入葬。下面是郭雨新晚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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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五、“台独”上舞台

“台独”第一次面世，是1895年的事儿。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个炮声是道听途说的。而1895基隆港一声日本军舰汽笛给台湾送来了独立的冲动，那个汽笛是耳听为实的。如果您在跟读这个系列，第一篇曾介绍过，“马关条约”台湾被割后，在日军武力夺台之前，同胞们曾拱出个“台湾民主国”。这个“民主国”，是对被卖给日本的膝盖反射，是个独立国，没啥根基，十天就“挂了”。后面，同胞先被日本人骂“清国奴”，再被党国骂“日奴”，一肚子火儿一直在憋着，然后有了民主启蒙。民主吗, 进了投票站谁都不奴，简单多数决。不必奴，人多就好，于是就有想法了。

数人头在台湾啥是稳定多数？被老小二蒋大人用国家机器控制着的“本省人”。

二蒋在台湾搞得是党国专政，手里有家伙的“军警宪特”说了算。说了算的系统里，以“外省人”为主，可是外省人不足人口的15%。这问题就来了，少数人手里有家伙，管控多数，多数不开心是必然的。不开心咋办？ 照咱太祖爷系统的说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种办法可供同胞们选择。同胞们吗，是经历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过来人，二二八之后对“独立”、“解放”、“革命”等不确定的事儿该有些余悸。但是，老蒋大人给同胞们表达不开心留了个出气孔，就是选举。前面第九篇介绍过，戒严之下，台湾的县市长与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依然进行，通过选举表示对两蒋不满是太简单明了的阳关道，于是“同胞要选举”。

1957年，一位本省的“党外人士”，被称“大炮”的郭国基先生参选临时“省议员”。郭敢说，大炮因此得名，选举时常带一门装饰“炮”为道具造势。大炮敢说，也会吃苦头，即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也坐过党国的监狱。这次竞选时在一个演说中大炮的“台语”就射将出来。下面听讲的有外省人，一时搞不懂大炮射出些啥炮弹，开始鼓噪。郭大炮于是说了句一直流传至今的名言，“乞丐赶庙公”。用咱祖宗的话说就是违背了“客随主便”的原则。言下之意是本省人是主，外省人是客，连家乡话都不让说，客人在欺主。

这个乞丐赶庙公的说法，当然是为了选举之中数人头，会讲台语的本省人为多数，郭大炮冲选票来的。但是，此说无疑也挑动了“族群”对立。只是当时军警宪特等国家机器都在外省人手里是事实，族群对立已有，是两蒋搞出来的，郭大炮只不过是挑明而已。党国可以随心所欲的实施族群“专政”，而不许郭大炮讲“乞丐赶庙公”是经典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族群对立，对立之下受气的一方不许出声，唯一的希望“同胞要选举”也在1960年雷震案之后日趋暗淡，憋着的气如何排遣？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同胞们开始试探。

1960年之后，同胞那边“台独”事件频出。苏东启事件，柯旗化案，施明德案，廖文毅事件……多去了。台独，有取代“匪谍”成为党国维稳事业心腹大患的趋势。其中之一，是发生在1964年的彭明敏案。

彭明敏后来在1996年成为民进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也是第一个所谓“台独”总统候选人（李登辉选举时是坚称绝不台独），彭案也就成为历史要案了。其实此案从力道上和别的台独案比起来实在没啥能吹的。前面那个苏东启案，苏是云林县的县议员（苏是被挂名，事情是别人策划的），属有组织有计划的真案，要抢武器、闹军营，武力推翻政府。虽然事发前就被党国侦破，依然有300多人被裹入，有两人被判了死刑。彭这个案子，一共就三人。彭当时是台大教授，政治系系主任。另两人是彭教过的台大毕业生，谢聪敏与魏延朝。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他们三人准备散发一个上万字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传单。

三人其实是经典的书呆子。发传单，本事最大的是太祖爷，“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多有诱惑力。其效果有如此刻在北京打广告“三环内，三室二厅带电梯高层一套白送”。就是闯王也不错，“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简单明了，切中利益。发上万字的传单，如若不是党国抓人把师生三位搞出了名，那几页纸很可能大多会被众孩子妈妈们给缺纸的小朋友做草稿纸用。

人虽少，彭案到有两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值得一侃。

第一个就是党国的破案过程。这个案子能破，实在是由于老哥仨天真到家了。当时台湾有些地下印刷厂，印点儿黄色小说之类的赚钱。但是，黄就黄了，沾政治的没人敢碰，出了事儿印刷厂会吃不了兜着走。老哥仨于是想出了个主意，先把稿子中的关键字如“蒋介石”，“蒋政权”等换掉，变成“毛泽东”，“毛政权”，这样文章就从“反动”变成了“革命”，送到一家地下印刷厂排版。版排好了，借口校对，拿回来做手脚，把关键字换回去（铅版，不是电脑，老大个工程），然后再把修好了的版拿到另一个地下印刷厂开印。猜想为了赚钱的第二个老板不会在乎去读他们的长篇大论。没料想，老板自保的第六感极佳，印完留了个底儿，上交“当局”。老哥仨前脚才用两个大皮箱将传单兜到一个旅馆房间里去整理，后脚特务就提着枪进来把哥仨抓将起来。

第二个故事是1970年的彭明敏出逃。彭1964年出事儿前是国际知名法学专家，犯的“罪”又是个没发出去的传单，非典型的言论自由问题--企图言论自由罪。党国对外还打着个“民主自由”的牌子，因“欲言”判彭八年底气不很足，彭正式判刑后被关了不到一年就在1965年底被“特赦”出狱。虽出狱了，彭家却被特务24/7式的全方位监视。彭于是计划出逃。1970年，彭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溜出家，然后大鸣大放的拿着一个换上他照片的真日本人护照，在台北机场登机飞出国去。其细节，宛如007在行动，而惊险程度甚至超过了咱的盲人大侠陈光城。陈出逃的难度主要在他的视障上，出了东师古村就海阔天空。而彭必须步入特务林立的台北机场，直面海关与边防：“Bond,James Bond”。

从一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到出逃时的007，不到六年时间党国独裁体系把彭给彻底脱胎换骨了。许多其他“台独分子”也是这样被党国“改造”出来的，1964年案发时的彭明敏根本不是啥“反对人士”，这位后来的“台独教父”当时参与“宣言”事件应属少爷玩票性质。

彭出事前，是党国眼皮底下的“台大”新星，本省人，国际知名法学专家，倍受党国栽培，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受老蒋大人接见，并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就是那个“宣言”传单，也是他学生谢聪敏写的，他略有改动。这也是为啥后来彭被判8年而谢被判了10年牢狱。出事那天彭决定去那个旅馆房间与两个学生整理传单，因该是一时兴起而非为理想“献身”。彭案出名，全在于那个“宣言”。之前其他的台独案，都是些毫无章法的“小人暴动真可怕、真可怕”。“宣言”说了什么呢？

主轴就是反蒋。许多地方，真像咱党的口气（彭出逃后，党国曾往外散布传言说彭在拿中共的钱）。

“蒋政权只靠美国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之内就会崩溃。”

“我们可以说，蒋政权只是国民党内少数小人集团内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又不能代表台湾，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

“我们要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摧毁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为建设民主自由，合理繁荣的社会而团结奋斗。”

宣言也有不少民主诉求。

“遵循民主常轨，而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保障司法独立，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维护开放的社会。”

当然，有“台独”呼吁。

“不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论承认中共与否，这个世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存在。”

“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家只是为民谋福利的工具，任何处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民都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

这个印了近万份的宣言，被党国一网打尽，当时没在台湾有任何流传。但是，宣言流到了海外，一下子给司令比枪多，各吹各号的海外“台独运动”提供了个“独立思想”。也有了民主就得台独，台独为了民主的可操作性。宣言起到了“民主”与“台独”联姻的作用。

公平的说，起草宣言的谢聪敏还是满厚道的，宣言虽然强烈批蒋，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挑动族群对立的言语。只是，日后与台独联上姻的民主动员，在实际操作上，必然要用到族群这个“短平快”的套路。

1960年以后，一系列的台独案，标志着在雷震与“自由中国”被压下去后，族群与台独逐渐成为同胞们民主追求的新支点。

下篇介绍：“党外”聚集。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四、殷海光，自由之光 （图）

如果挑人物拍电影，殷海光该是上佳人选，个性突出，色彩鲜艳，嫉恶如仇。不同于胡适的圆滑，雷震的洒脱，吴国祯的逃避，殷被称为“革命党式”的自由主义者，斗争性极强，故事多的自然不在话下。咱接着看照片。

这个一看就不似胡适般的随和。

喜怒形于色。

就是笑出来，也不知道那厮是不是马上要挖苦讽刺你了。

说殷是体制内的逆反，多少有些牵强。前面侃的三位，一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一名中常委，离体制核心最远的胡适也当过不小的官。相反，殷只是个一般国民党员，虽在大陆时做过“中央日报”的主笔（１９４７年始，年仅２７岁），但到台湾后就从“官场”淡出，在“台湾大学”教哲学，后来成为“自由中国”最重要的写手。殷出生于１９１９年，自称“五四的儿子”，这个，不单单是时间上巧合，殷大侠在台湾二十年时间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民主、自由启蒙上面，直至１９６９年逝世。

殷的启蒙，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这个后来成了中华文化圈里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经典（令人欣慰的是，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大陆出版了不少殷的理论原著及研究殷专著，殷大侠已经不独厚台湾）。二是论时政的，这个就是“自由中国”平台上的，到１９６０年杂志被关而结束。殷的言语忒精彩，这篇介绍以殷的原文为主，只加了些简短背景说明，请大家欣赏。

１９５７年，“自由中国”出系列评“今日的问题”。开头第一篇，殷海光写的“是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之人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台湾在一个大的藉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这一计划，逐年推进。到今天，台湾社会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

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而萎缩的社会。别的且不说，这七、八年来，台湾的思想言论方面居然已弄成以官方为［真理的标准］之局面。官方对于民间思想言论之衡量，是以自己颁定的范畴和尺寸为甄别的标准。凡属合于这个标准的思想言论，便被看作是［正确的］；否则是［歪曲的］，或是［有问题的］。这类思想言论就会受到封锁、打击。也许有人说，官方并没有箝制言论自由。这话不是出于昧于事实，就是一派官腔．．．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末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共匪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籍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一个国家以内只可以有一个政党的说法，是现代独裁极权政治的说法。在现代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几个政党，但是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政府。所以，除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

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他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史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之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现在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一条：是什么，就说什么。

这一段，其实简单，与咱党的“实事求是”说的事同一件事儿。但是，自古以来，皇权的，极权的，独裁的体系，从没有一个可以“事实求实”的前例。咱党的“实事求是”就是个笑话，到太祖爷的独裁高潮，更是成为“指鹿为马”的招牌体系。任何人、群体、组织直至国家，没有外力的强制制度监督，“事实求实”招牌下只能是指鹿为马。殷大侠这里要的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在要一个自由民主的机制。殷大侠所批判的问题，其实正是中国大陆此刻的现实。

“是什么，就说什么”当然也包括咱们的传统。下面是殷在1959年所写的“胡适与国运”中的一段：

念忆过去的事物，诚然可以填补若干人现在的空虚。然而，何有助于打开今后的局面？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时，‘哭灵牌’又有什么用？孔制 诚然维系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但它也僵冻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到头来， 我们因此失去适应的能力。 如果中国底传统教条或孔制果真是‘救国’的灵丹妙药，那么中国何至于有今天？如果传统教条或孔制果真有何‘挽救狂澜’的无边法力，那么何至连它自己都保不住？在中国目前这种‘天下滔滔’的乱况之中，中国底传统文化可说是‘泥神菩萨下水，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下，若干泥醉的人士提倡中国文化出口救世，这等于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大叫要救岸上的人。

殷大侠在之后的晚年曾对中国传统有过一些新的解读，但是，殷的基本“是什么，就说什么”精神不动。 笼统的，“神圣的”， 含混的孔制是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 这里，殷好像是个预言家，咱们时下边经历小悦悦悲剧边满世界开设孔子学校的荒谬恰恰重复了如上的描述。

殷大侠用自由主义启蒙， 重点在开启人的思想，冲破禁锢。 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万能灵药。 殷自己也是矛盾的个体。下面是殷在生命末端之前对学生王道的自描：

我常常觉得，我真把我自己搞得没办法。 读起书来，搞起解析来，惟理是尚；但，整个气质，似近狂飙时代人物。偏偏现代是个反狂飙时代。 如何活得下去？在政治信念上，我坚持民主自由。 可是，喂！咱在气质上，却又崇拜拿破仑、隆美尔，深喜卓越超群的人物，欣赏一世风云儿；又艳称罗素在知识领域中出人头地的成就。一个脑袋这两样，如何“统一”啰！在一方面，我深恶历史主义，痛恨一些人夸张“历史文化”。然而，不瞒您说，我看见长满了青苔的庭院，忆见古城落日，常怅怅惘惘者久之。我是深恶美国那种忙乱，工厂、汽车……所表现的什么；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侵润于其中一辈子吧！ 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人。“庭院深深深几许”，多够我低首徘徊啊！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尤其那种“言大而夸”的“哲学”，我实在弃之如遗。

如果哪位网友迷茫过，您不孤单。思路敏锐，逻辑清晰，学底深厚，眼光深邃的前辈也曾到过那里。下次掉到那个坑里有爬不出的感觉时， 上网谷歌一下殷大侠的思想，没准儿一条绳索或是一个梯子就出来了。

大家之人，都狂。有人不露，但殷不玩虚的。 如何评价自己与前辈？与学生卢鸿材侃到：

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越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党国的独裁之下好自由，复古语境下反传统，虚伪的社会中求真实。殷大侠不头破血流才怪。 以“自由中国”的台柱， 雷震被判刑殷没获罪已经是个奇迹。随后被党国一路迫害，言论平台消失，工作权被剥夺，几乎穷困潦倒，殷大侠在1969年死于胃癌，年不满50。

下面一段取自“群言出版社”出版的王中江先生所著“炼狱---殷海光评传”一书的引言：

“如果一个人卓越奋斗的意义和价值要在另一个时代才能得到承认，那么，这不仅意味着这个人的不幸，而且也同时意味着他所处的时代的不幸。我们这里要面对的殷海光，就是一个在不幸时代努力奋斗而遭迫害的一个不幸的人，一个献身知识、理性、道德和自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下篇预报：足球不会踢了就去射门，“台独”成型。

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 十三、胡适，人无完人 （图）

这篇有些滑稽。胡是五四先驱，白话创导，自由领袖，学问象征。老汉我是文革传人。用文革学问评胡先生，呵呵，就请胡老前辈您多包涵吧，︿＿︿。

胡先前的建树就不提了。这里只侃胡对台湾民主进程的直接影响。

胡虽然一辈子无党无派，但也算是体制里的。为蒋作过驻美国大使（１９３８－１９４２）。后来又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５7－１９６２）并死在任上。死后，老蒋大人送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楷模加师表，整个一完人呀！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台湾的民主过程，就是个走出蒋的皇权专制过程，蒋大人说胡是完人，这个吗…..文革思维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过来则是不可因人废言。蒋高度评价的胡前辈到底与民主进程啥关系？

先看照片。           

胡、蒋换礼。

胡、雷把盏。

二缺一，没有雷震与老蒋大人二位的合照。其实雷早年也有伴蒋的机会，刚到台湾还被聘为“国策顾问”，大概被打成“反革命”关监狱里之后照片都“被消失”了。但是到了后来，也就是上面蒋胡会的时候，雷确是见不到蒋了。而胡前辈无论是与蒋见面，还是与雷切磋，都招牌微笑。用“文革”的直白语言，胡老前辈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贡献，也就是这个招牌笑。不是人身攻击，且看具体分析。

蒋1949年去台湾之后，胡虽常到台湾一游，但大部时间是在美国呆着，只有到了最后任“中研院”院长的几年，才在台湾常住。1960年雷被判刑，台湾的自由民主声势陷入低潮，胡也没再有啥举动，所以胡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贡献基本上是通过1949至1960“自由中国”的平台。

“自由中国”当然有胡的功劳。台湾的习俗，报纸杂志的“第一把手”称发行人，“自由中国”创刊的发行人就是胡前辈，一直到1952年底。只是这个发行人纯粹挂牌，事情是雷震在做。实际操作在外，胡倒是没少为杂志写稿，但是以理论类为主，人不在当地，时评写不出劲道来。就是理论，后辈写手殷海光、夏道平也不比胡写的差。胡唯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为“自由中国”罩着，让杂志有了十年多的生命。这个作用，就离不开胡前辈的微笑与微笑后面的内涵。

微笑谁都有，但是胡不是平常人。极权专制的主儿，都好个装饰，把所有人的嘴都封了，留个名人的笑脸，贴出去极权专制就成了美好家园。于是太祖爷有郭沫若装饰，蒋大人当然知道胡前辈覆盖五四、白话、自由、学问的名声，能借胡前辈微笑一用，绝佳装饰。胡与郭能否相提并论？雷震被判刑，坐牢，狱中过65岁生日，胡送自己最喜爱的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给雷：

万山不许一溪奔，攔得溪声日夜喧。

得到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明知所有带进监狱的文字都会被检查，胡前辈还是把这首他曾评为“象征权威与自由的斗争”诗句送给了雷。郭沫若吗，1976年春天邓被打倒写个批邓诗，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抓写个批四人帮的诗，居然还是同一个格律的。所以胡前辈不是郭沫若，人格没全失。好有一比，郭是太祖收进来在手里随意把玩的花瓶，胡是蒋大人心仪的花瓶。

蒋对胡心仪，胡对蒋啥态度？胡前辈虽热爱“溪”，但对“山”还是有所期待。在推民主倡自由的同时胡还是经常的冲蒋大人微笑一把。1954年，形同流亡在美国的原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发文，爆出台湾特务横行而社会毫无自由可言的实情。“爱国”的胡前辈看不过，出手打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吴文的枝端末节说事儿，说吴“无政治观，无道德观，无常识”。1957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评论，检讨党国不切实际的“反攻大陆”国策，把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罩门掀开来批判。胡前辈却不认同，对殷的评论有如下反驳“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不但是台湾一千万人的希望的象征，而且是海外几千万侨胞的希望的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上几万万同胞的希望的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个招牌，我们不可以去碰的”。不可以“碰”，类似言论不像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把政治神圣化，很是中宣部的套路，也很义和团。

即挺蒋大人的党国又挺民主自由，胡前辈可以非常纠结，这个，当属他自己日记里所述在雷震被抓后他首次见蒋的互动情形最说明问题。下面是日记：

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XX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XX对你说过没有？]

我说，XX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三十八年四月）总统要我去美国。船还没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渡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

保持微笑容易，既支持蒋大人的政府又救雷震出监狱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胡前辈“郑重的”用道义力量支持蒋大人的党国，党国就是要把雷震关起来，胡能做的，也就是暂时不微笑。对此，有人很不以为然。雷被判刑后，台湾著名诗人周弃子曾赋诗议论胡前辈：

曾聞北海知劉備，不死中書惜褚淵。銅像當時姑謾語，鐵窗今日是凋年。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我論人材無美刺，直將本事入詩篇。

其中的“铜像”一说，是指胡在雷被抓之前曾说过雷为台湾民主自由奋斗社会该给他立一座铜像。“官能弃”应该是讥讽胡在雷被判刑后依然恋眷“中研院长”那个官位。“卒向前”则是借用胡早年的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两边都微笑，高兴时皆大欢喜，如果搞砸了，也可以里外不是人。

周诗流传于世不久，胡猝死。

因为雷被判入狱，因为胡没有辞官抗争，因为胡死前雷在狱中一年多胡未去探监，因为死后蒋对胡的高度评价，民主后生们对胡前辈多有抱怨，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的民主理论自己不曾实践。简单说就是胡不是英雄。

不错，虽有“五四、白话、自由、学问”这些招牌包装，胡仍有他的局限。生为清朝人，胡有“传统”压身，在他多篇事涉政治的文章中，“做帝王师”的意图明显。 宣导民主的同时却认同“正统”，对“蒋家”与“国家”不能区分或不愿区分。民主理论高来高去，对民主“梦想”与现实的联结不曾认真探讨。但是，胡前辈还是为台湾的民主作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胡用微笑罩住蒋大人十年，蒋于是让“自由中国”这个平台存活了十年。在这个平台上，雷震先生勇敢的碰撞，殷海光先生深刻的思想，为台湾的民主进行了最后的启蒙。一个微笑换得“自由中国”十年生命，换得难能可贵的言论自由，谁又能说胡不是英雄？

革命，总能“英雄”辈出；民主，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妥协的过程。

胡前辈笑的睿智。

                                        

下篇预报：殷海光，啥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