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切为了革命。所以咱们的历史教育，只有农民起义。中国史也就简化成农民起义史。
太祖爷的天下，起自湖南农民运动（注1），兴于井冈山的工农红军（注2）。 工农红军将士之中不算县城的铁匠，木匠，泥瓦匠，工人就是万一的比例，所以井冈山本质上是又一个农民起事聚义厅。 太祖爷是名正言顺的农民起义领袖。太祖爷打江山时的对手，蒋介石蒋大人，一直称太祖爷的队伍为“寇”，“逆”， “匪”，“贼”。 总拿农民造反作为万恶之源来消遣。于是，敌人反对的就得拥护，历史的主题就是农民起义了。既是正面的，名称就要恰当，造反是就事论事，作乱是恶意中伤，只有起义是恰如其分的名字，大意凛然，起来追求正义。
学历史是文革后期，中学恢复了历史课。 当时的历史课本和现在的不一样。不是从黄帝尧舜禹开始，文王武王，然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再加上努尔哈赤循序推进，一朝一代讲下来 。 文革时的历史是反着来的，从各朝各代之末的农民起义讲起。 由于春秋战国之末是各国之间的倾轧，没有榜上有名的农民造反人物，所以秦朝的一统天下在历史课本上就成了鸡肋，舍了。咱们的历史课本，始自最早的造反明星，秦朝末年的陈胜和吴广。由于农民起义多数以失败告终，农民起义的故事，一般不很长。失败后的事情，像新王朝的建立，社会的适应，财富的再分配，弊端的积累，制度的无奈，就都在历史课本里省略了。偶尔遇到四大发明之类的事情，会提上一笔，自豪少许，然后就过渡到下一个王朝之末的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之后，拣重点的教，于是就有黄巾军，瓦冈寨，黄巢，宋江和方腊，红巾军， 李自成最后以太平天国加义和团结尾。这就是文革的历史教育。历史如此，咱们的历史偶像也就不是班超，岳飞，文天祥，郑和，戚继光等一班朝廷的名臣，而是张角，黄巢，李自成，陈玉成等一干草莽豪杰。
农民起义，挖掘其前因后果，不都是坏事。把农民起义神圣化一番，是太祖爷出于自我利益需要的有心之举，可这并不改变农民在很多请况下，应该造反的事实。 捋一遍咱们的历史，最让炎黄子孙抬不起头来的过往之事，就是曾经拥有过如此众多的混帐皇帝。当大家都饥不裹腹，朝不保夕时，居然能有个皇帝会问你等饥民为什么不吃些肉糜来充饥。 既然没有任何机制能让皇帝下台，饥饿的农民只有两条路走，一是继续饥饿下去，自我了断。另一条路就是起来造反，希望杀到京城，换个稍微有些责任心的人来给大家解决饥饿问题。面对历史上许许多多烂皇帝，起义而不是自我了断是炎黄子孙做为一个种族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 少了百家争鸣，只有太祖爷这一史独秀，少学了许多历史，自然不好。 可是文革时，少学的不止历史，几乎所有该学的都没学。咱们历史上有名的威武战将只知道有陈玉成不知道有岳飞，虽然可笑，倒不是最贻害子孙的历史问题。
历史的功能，原本该是个镜子，历史越长，积累的细节越多，镜子的解像度就越高，透析度越强。 把任何眼下看似难解的现象放到这面镜子前，总会有个大致轮廓出来。照一照镜子，如若是皇帝新衣类的弱智问题，走半条街就可以纠正过来，不至于穿着皇帝的新衣满世界招摇，把笑话闹大。用历史人物的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可是，有历史以来，就有比较在意自己形象的主体，总想把镜子改造一番，在镜子上贴上许多俊男靓女的画，把镜子的功能，变成了美术馆，想要什么形象，就有什么形象。 太祖爷的历史游戏，就如此把历史的功能给改了。不是用历史来反省如今，而是用历史来烘托如今。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注3）的利益取向为依据，用某种提炼过的历史做铺衬，竖立些高大鲜亮的形象，让咱们看过之后自我感觉良好。这是最致命的。
农民起义，虽然是历史的必要，可是并不那么美好，那么浪漫。 太祖爷就说过，农民造反不可能是“请客吃饭”那么轻松而无伤大雅。可是，咱们学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学习李自成，讲的是“均田免赋”的政策，和百姓“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热情。 闯王俨然是土改的先行者。这也是前面说的，闯王给了农民兄弟忍受饥饿而自我了断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但是，把所有的现有社会结构一拳头砸碎，农民起义的暴力也是凶残到极限的。闯王还好，除了攻下洛阳，把崇祯皇帝的叔叔，福王朱常洵与几只梅花鹿同锅煮了一道“福禄宴”赏食众将士外，还没干超过一般战乱之上甚多的暴行（是屠了几个城，但是咱们祖宗打仗有习惯性屠城的毛病）。 可是，闯王的兄弟部队，张献忠张大王就不同了。 张大王在闯王北上直捣京城之际，自己出西南，把四川给吞了。得川之后，张大王不但没有考虑给农民兄弟一个出饥饿的新路，反而拿四川开铡起来。张大王杀人杀到如此地步，居然有了杀人的理论，杀人的程序和杀人的艺术。 所杀之惨烈，被称为屠川确是恰如其分。和张大王比，日后希特勒的杀人手段都微不足道。 民国以后四川出了不少英豪，光是抗战中死伤的将士就有五六十万之众，后来还出了个反复摔倒就是不伤要害的小个子邓小平邓大人。 现时的四川儿女多俊杰与其祖辈在当时撑过张大王屠川这一“自然选择”的优化效应或有关系。可是，赞颂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无论“福禄宴”还是“屠川”都从咱们的历史课中消失了。
张大王虽可恶，但还不是最恶魔的农民起义领袖。 当时学习农民起义的历史，讲到唐朝末年的黄巢，学的是黄大王革命豪情“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黄大王要进长安替天行道。不错，黄大王攻进长安赶走了一个唐朝的庸帝， 农民起义万岁。可是后来黄大王在长安搜刮财物的“淘物”和报复市民的“洗城”就在历史课里消失了。更不用提，黄大王从长安出来，攻打陈郡不利，粮尽。于是动用“舂磨砦”，一种大型压碎机，把成群结队的鲜活百姓填将进去，做成人肉大饼去喂饱其将士，好体力充足去攻城。 一个陈郡三百多天没攻下来，有史书上说，黄大王的众将士咽下了几十万活人做的人肉大饼。“百花杀”不是说着玩的，是货真价实的把别的花都给灭了。这段历史自然也不在当时历史课本之中。
把历史从镜子变成美术馆，既有长忧也有短虑。短虑挺直观的。拿抽象出来的美术作品当镜子用，自我感觉良好。可是拿着不是当理说，结果可想而知。
2008年，上海出了件大事。 一个叫杨佳的年轻人，只身一人，持一柄利刃，进入繁华地段的闸北公安分局，一刀一刀的杀了六名警察，重伤另外五名。警察，执行法律功能的化身，国家机器最前线，最具体的组分。杀警察，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挑战。杨佳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制裁都该是毫无疑义的社会共识。可是，叫好之声四起。杨佳被比成“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拼命三郎石秀的现代传人。 从叫好的角度探视，公安分局里的不公不义，已经达到了傻瓜皇帝类的死题，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农民起义的笼统方式，靠拼命三郎们以暴易暴，砸碎了重来。杨佳的刀是石秀的刀，也是贺龙贺大帅当年两把菜刀（注4）广义上的延伸，自然是正义象征。
公安分局里可能有过邪恶，杨佳兄弟想必有一肚子冤屈，时至今日，让杨佳愤怒的原始起因仍未给社会一个交待。可是，被杀的警察是无辜的，被杀警察的亲人们更不该受此惩罚。 在失去亲人后，还要给社会正义作陪衬，招谁惹谁了？ 黄巢和李自成们的高大形象在此责不可卸，太祖爷历史教育的韵味犹在。咱们的现实也仍处在一个不可控制的皇帝和造反农民这两难之中，没有找出个机制来。 警察冤死了还要受二度伤害，也是一种无奈。借用一句很流行的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被杀警察和他们亲人们所受的不公正对待，是把农民造反光荣化这种历史教育的不幸结果。
历史的功效既然是按利益而定，当太祖爷传人们的利益已经和李自成、黄巢们所代表的底层农民渐去渐远时， 历史就得“进化”了。 只是按自身利益取向组装历史的操作不变，历史应该扮演的镜子作用依然无处可觅，而还在充当美术馆的角色。变的，只是美术馆里的作品。 农民起义的油画慢慢消失了。换上了诸位皇帝们。从影视作品开始，开国皇帝们已经被完全塑造了一遍。然后是非开国但多少有些不犯呆的其他皇帝们。 这些作品的主题犹如文革时样板戏一样鲜明，皇帝们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有问题，是奸臣们搞出来的。其结论之荒谬，孙中山孙大人如若九泉有知，定会从中山陵里站将起来，再革一次命。帝王们要是灵光，把生吃活人工程化的黄巢居然会得势而下长安？被赶出长安的还是咱们历史上最自豪并创造了贞观之治的李世民的后代。
这就要说到把历史当成美术馆用的长忧。
说到历史，总要提一提五千年的长度，灿烂的文化，悠久的文明。可是，如此的长度，灿烂悠久之下，错误，荒谬，问题，教训，甚至十恶不赦的罪行也是不可胜数。从帝王的无能到造反的野蛮，文明的大智慧，从没出现过正解。每隔几百年甚至更短，炎黄子孙就要刀枪相向，自相残杀一番。 无论是借助帝王的油画为权力辩护，还是借助山大王的油画为造反找借口，都是为一时的利益搜寻依托。 靠“就要反对”，“就要拥护”的自我利益输送，自然不会解决问题。 其实皇帝和农民起义的关键问题，是权力的失控。 农民们就是被饿死，皇帝可以照当，肉糜可以照吃。 皇帝权力的无理，造成造反的必然，也就是野蛮的必然。 解决只有一条路，皇权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 就是小朋友从小做游戏就学会的简单逻辑，锤子，剪子，布。 锤子可以砸碎剪子，剪子可以绞碎布，布可以包住锤子。 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也是咱们几千年封建皇权历史所不曾有过的实践。
没有留给咱们一个正解的历史，应该算是负资产。尽管是负资产，也是资产。 试想立国只有二百多年的美国，谈困难必提1930年的大萧条，论国殇总离不开南北内战，讲危机就是1945年的珍珠港被袭和911。抛开时间和地点，珍珠港事件不过是一个重要的边关被袭，虽然受损严重，但连失守都没有发生。 这种边关被袭的事件，在咱们的历史上有过多少次？ 数不胜数。 南北内战是很难为情，美国人不该杀美国人。可是双方在战场之外也没有太过野蛮。而咱们历史上，同胞们野蛮的互相残杀有多少次？ 数不胜数。珍珠港和南北内战，从烈度上算，放到中国史相关项目的刻度上，可能都排不上前一百名。以咱们的一大堆负资产，总结出经验，提炼出警讯，常能借鉴，避免重复错误，负资产也是一大块文明的传承，也算是祖宗给后人一份不经意的大礼。和新兴国家相比，历史的智慧可以是咱们永不消失的一个优势。 而太祖爷的变镜子为美术馆的历史借用法，剥夺了这份祖宗留给咱们的遗产，而这，正是美术馆型史观留给咱们最大的毒害。
从太祖爷的系统里填喂出来的咱们，太习惯以利益先行从历史中吸取力量了。从大的方面， 可以由国家统一，中央集权为起点，不小心发掘出新史料证明秦始皇相当的怀柔，杀人有限，烧书有据。 从小的方面，受国家男子足球队屡战不利刺激，能仔细考古，找出相当的证据含糊的显示足球运动原来最早起源于中华大地。虽然咱们现在的足球踢不出档次，可是咱祖宗玩球时别的文明还野蛮呢，由此暂了心烦。主题优先，利益先行，是咱们真正有效利用宝贵历史资产的最大障碍。 而真能从历史中找出些头绪的事情却被束之高阁。
眼下折磨全体同胞的最大社会议题是什么？ 无官不贪。痛恨之余，束手无策。于是就期盼出个海瑞，出个包丞寇准，抓尽天下贪官。投其所好，就有咱中共中央纪委办的一个个大案。每当某一个贪官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咱就亢奋，就拍手称快，就喝它几杯。 贪官们前赴后继，一个被“规”下去，千万个站起来，咱们不在乎，有政府替咱把有名有姓的大贪官关起来就好。 其实，翻一翻咱们的历史，类似能把贪污嫌疑人给“双规”的情况早就有过，就是历朝历代可以绕过刑部和法律而专管皇室皇族的宗人府。为什么需要宗人府？ 皇室和皇族是封建等级制中的人上之人，管理臣民的刑部和刑法罩不住。如果咱们了解历史，当一个又一个咱党的高级官员，放弃自己的基本公民权利，没被法院核准拘捕就老老实实地让纪委限制人身自由，毫无抵抗的被“规”时，咱们不该兴奋，而该悲哀。因为这是咱们没有随文明前行，继续停留在封建皇权系统里的最好写照。
与史上的皇室皇族相同，时下的政府高官不能靠国家机器的公检法系统管理，是因为这些高官已经演进成一类身处法律法令之上的社会贵族。 如果他们没有普通人之上的特殊权利，却要放弃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权，高官们就成了身份低下的等外公民。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咱们的党中央，中纪委，双规，贪腐高官嫌疑人，这一串结构恰恰是皇帝，宗人府，法外拘禁，拟似犯禁皇族的当代翻版。 因为不了解历史，没有正确的历史分析法，只爱美术馆，不愿从历史了解现实的丑陋，咱们对自己仍处在封建皇权的社会架构之下，经历着可怕的用封建皇权社会旧规陋习管理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这一现实毫无感知。而咱们历史上的贪官问题，无论用宗人府还是别的机制，从未治理好过。如果咱们有一个真实的历史观，单从解决贪官的狭义角度出发，就应该强烈的要求民主。能从胡锦涛胡大人一个人监督无数贪官候选人变成13亿人监督无数贪官候选人，贪官问题就是不能解决，也起码可以减半。
咱们的历史这面镜子其实可以很棒。不久前，在网上读过台湾作家张国立先生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刘备卖草鞋的原因”。张先生从陈水扁夫妇靠权力搂钱有术，招引各色人等揣摩上意主动进贡说开去，发现其套路和历史上一位汉朝皇帝某种收礼渠道很像。而刘备的先人，因送礼不合格，犯了酎金罪，失去爵封，害得后代流离失所，所以刘备只能靠诚实劳动贩履织蓆为生。 张先生以历史为镜，照出当代一些丑陋恶行，虽然有个时髦名目，现代包装，不过是历史上一些劣迹的再现罢了。（张先生的文章，是篇好文，但算不上奇文。如果这篇文章是在陈水扁仍然权力在握之时，而非东窗事发之后面世，那就是奇文了。）
张先生的好文，是享用祖产的有效示范。 这种文章，两位笔者写不出来。原因是多重的。先是文革的营养不良致使根本不认识“酎”这个字。 再者是不曾系统读史不知送礼不适的刘备先人刘贞为何方圣贤。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咱们历史观的致命伤是真真的习惯了历史的美术馆作用，不愿，不能也就不会有效的利用历史这面镜子来检讨自己。
走出美术馆情结，正视历史，正视自己，不是容易事。 在咱们的思维坐标里，中国人具有勤劳勇敢的美德，咱们的历史于是就是勤劳勇敢的创造史。其实勤劳不只是你每天早晨多早起床，晚上多晚睡觉，不停的劳动。不休止的思维，找出文明的哲理也是勤劳很重要的一部份。当咱们的历史不断的有陈胜，吴广们出现，而他们的身份在逆贼和英雄间往返变换，随包装历史主题利益所定，咱们作为一个勤劳思维的民族，就起码应该总结出烙铁烧红了不要用手去摸这个简单的哲理。陈胜，吴广是两位历史人物，他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逆贼，而是在咱们漫长的历史悲剧中的两位悲剧人物。 皇帝和农民起义，是这个悲剧的两个方面。 走出悲剧，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悲剧的存在。于是就要用到咱们另一个自称的美德，勇敢。勇敢的面对咱们两千多年腐朽落后的封建皇权史。其实不应该那么可怕。太祖爷就说过，“死都不怕，还怕面子（困难）吗？”（注5）
注1：毛泽东在“革命”生涯初期就对农民造反发生兴趣，最早一篇传世的文章就是写于1927年初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注2：位于江西的井冈山是1927底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打剩下的队伍开始割据的第一个地点。
注3：出自毛泽东1939年与记者的谈话，意为与抗战中投敌的汪精卫划清界限。
注4：贺龙是毛泽东开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早期起事曾真刀真枪的开练过，其传奇故事之一就是双手拎着两把菜刀砍杀开去。
注5：出自1949年毛泽东天下刚刚到手时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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