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去人性，首先去的是性。举国性恐怖，导致大江南北性压抑。因此而出现了文革标志性现象之一：无性特征。
那时候的女人，美容化妆是不可能的，年轻一点的根本就没见过化过妆的自己。花衣裳更不用提了，绝对“封资修”（注1）。不管在哪里，都是短头发，衣服颜色不是藏蓝就是铁灰，装束上不分男女。青年学生更如此，尤其文革早期，腰带外扎，顶军帽，挽袖口，甚至剃光头。行为上男女亦同步。女青年都是革命小将，响应太祖爷的号召，“不爱红装爱武装”（注2），学习大寨铁姑娘（注3），绝无资产阶级“娇骄二气”。时尚所致，假小子比比皆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神州上下无女人。
性在中华文化里本来就是羞答答的话题。咱们传统的文化很清楚地道明了血肉之躯是父母所赏。咱们强调孝道，遵循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训示，当性交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一时的快乐，把父母所赏的东西拿来去自娱，是大不孝。这大概是性快乐在中国文化里被认为是肮脏的东西而上不了台面的主因。也和天主教有关性的教规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抑制人追求生育之外性快乐这一人性现象。人性受控制才好满足三纲五常之需。圣上，祖宗，家长都快乐了，才轮到我的权利。可感觉不能骗人，快乐就是快乐。三纲五常之首的皇帝大人们都三宫六院外加三千闲妃，还美其名曰为了多培育后代，以尽孝道。老百姓只能偷着乐，明娼暗嫖，外加《肉蒲团》之类地下色情小说，世世相传。
咱党的禁欲起于战争时代的残酷环境。太祖爷和战友们在井冈山占山聚义，与敌手相比是人少，地少，资源少。唯一的希望是队伍中的众好汉个个都能以一当十，勇往直前，如此才会有获胜的机会。情欲和性能给人带来快感，可有了性福，留恋生命，谁还愿意去为革命战死？战争是反人性的，把己方的军队变成最致命的杀人机器是战争的一部分。有了情欲何以英勇杀敌？如同参赛的公马不可近母马，一旦知道性滋味，就再也跑不快了。于是从井冈山起事之时起，对包括性欲在内的一大堆个人私欲都禁。就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4）中的先是洗澡避女人，尔后改成不许调戏妇女。
到了文革，性就是丑恶了。性这个字，那时候几乎见不到。性欲就更没人敢提了，能把人吓死。连爱情都是忌讳的。爱可以说，爱太祖爷，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就是不能爱男人爱女人--爹妈都不能爱。连正经成人谈恋爱都不能说谈恋爱，只能说谈朋友，以至“朋友”一词几乎专用于恋人关系。这种对性的全面避讳，造成下意识的性压抑，以及对其天然相关的爱情的恐惧。
中学生是绝对不能谈恋爱的。文革时笔者之一所在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在全校大会上就曾讲：“有些同学，整天你爱我我爱你，就是不爱毛主席”。可见谈恋爱事关重大，有了小爱就没了大爱，爱了恋人就爱不了太祖爷，你担待得起吗？不要说学生谈恋爱，就是一般男女关系都是界限分明的。稍有接近，是思想复杂。一不留神心中爱意露出马脚，你就是小流氓了。那可是比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严重得多的罪恶。如果情书泄漏或手拉手被人发现， 面临的将是全体师生的痛骂，因为人人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肮脏的。有一次笔者之一偶然在公园门口碰到一对同班男女同学，现在想来那是一对甜蜜小恋人，应该是充满幸福的。可当时他们却是一脸惶恐，羞愧难言的表情。按说学生都到了性冲动的年龄，可都不知道这是正常的，更无法理解这是美好的。责任在大人，在家长和老师。大人们自己孩子都一大把了，还不知道性激素激励着年轻不安的心？今天的男女老少都懂，都理解。那时候也都知道，也懂，但不敢理解，因为性被压抑了，被强大的政治需要压抑了。不但孩子们不该理解性，大人们稍有与性有关的冲动，都会被戴上个有“作风问题”的恶号，长期成为道德罪犯。这种性压抑远比中世纪宗教专制下的性压抑黑暗得多，因为太祖爷的控制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笔者在公园门口遇到的那对同学之所以惶恐，在于他们只能假设他们的小秘密被笔者撞见就不再能隐瞒。一旦性压抑，人性就扭曲了。所以就少了理解，少了同情，多了变态。因此一见痴情男女，人人相恶，一通板儿砖，不治死你也让你臭一辈子。这种恶习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很久。一九八二年笔者之一在一次机关团委会上（注5），看到一个医院的团委书记描述她如何整治该院护校谈恋爱的学生，竟脱口而出“非把他们一辈子搞臭”。说这话的人也不过二十七八岁。
在这样的恐惧中走过青春期，男孩不懂女孩，女孩不明白男孩，蒙蒙懂懂进入成年，性冲动有增无减，性无知一如既往，爱情之花便开得乱七八糟。随之而来的，是无数不成样子的婚姻。现在看来，文革一代人的婚姻，多数是没有经过爱情洗礼，缺乏感情交流，是拖延的性朦胧中不得已的结局，而不是充满理性的选择。理性的婚姻更多着眼于人生目标和责任，有稳定的保障。可是理性往往来自于性冲动之后，建立在性觉醒之上。文革期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合理不般配不明不白的婚姻比比皆是。当理性最终来临，于最初的爱情及婚姻为时已晚。感情的苦难便随之而来。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先行，加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涌入，引发了文革一代的思考。首当其冲，最具个人色彩的，是以潘晓为代表的对人生意义的讨论（注6）。人生意义这一话题很抽象，也不新鲜，但它在那个年代引发了人们的自我意识，推动了文革一代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这种追求当然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尤其是婚姻幸福，感情幸福。自然而然，不健康不美满的婚姻之外，在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下，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重新分布中，新的感情潮水涌来，浇灌出遍地开放的婚外恋之花并结出累累离婚再婚之果。同时，思想解放带来的思想自由，在文革留下的性压抑的真空里，猛然间催化出摇曳的性自由，并急剧膨胀，几年间，便弥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性，不再陌生。它在酒后的闲谈里，在街头的报刊里，在手机短信里，在电视里网络里街头广告牌里产品说明书里小说里诗歌里油画里挂历里，在每个男女老少的眼里心里梦里憧憬里。性，已变得太熟悉，太无所不在，已然成为今日中华文化不个分割的一部分。
笼统的自由，对咱们太抽象了。个性，人权，言论自由，创意，不是说从君为臣纲的大罩子下冲出来就冲出来那样简单，太祖爷不在了，但是太祖爷仁慈的笑脸依然从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咱们。咱们不喊太祖爷万岁了，但是咱们又真心的演绎出了崇拜胡温的“什锦八宝饭”这种新潮（注7）。可是自己的身体归自己管这种最原始的自由咱们还是很明白。文革过后，所有方面的自由度都在增加，但是只有性，也就是咱们的身体是放的最开的。基本随意了。
于是有了小蜜。于是有了公开化的二奶。于是有了无所不在便捷有效的性交易。没有小孩会因为你的婚外情而像文革中那样叫你“破鞋”，没有领导会因为你未婚先孕而像文革中那样处分你，更没有居委会因为男女同聚而像文革中那样查问你。性，太随意了。随意间，性泛滥了。性服务以各种形式出现，性交易便捷如卖菜做饭。如今，提供各式各样性服务的发廊，洗浴中心，夜总会，歌厅和酒店遍布大街小巷，生意兴隆，并带动着一连串相关产业。性产业为来自贫困地区青年男女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这反映了性交易巨大的市场，其原因是有太多的人在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幸福。
经历了压抑人性的文革年代，个人幸福的出现毫无疑问是诱人的，美妙的。个人幸福成了生活意义唯一所在，甚至生命意义唯一所在。文革一代人，及其所带动的后代，如饥似渴地追求个人幸福。可是，个人幸福基本落实到个人“性福”，全国范围的滥性， 咱们真幸福了？
性有多滥？发生在2010年的性日记事件很说明问题。性日记的主角，区区广西烟草专卖局长郭峰郭大人，把与众多女人的性事记录在日记里，与会议差旅等公务并列，已然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女人也许是追求个人幸福，但更可能是换取其它利益。利益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个户口，一套房子，或是一个合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其代价可以各种各样。既然性如此随意，以性为代价显然很便利。郭峰追求的是个人幸福，但他也要付出代价。这代价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个户口，一套房子，或是一个合同。可这不是他自己付出的代价，而是咱们纳税人所付出的代价。郭峰拿着你我的纳税钱，利用你我赋予他的权利，去取悦他的女人们，换取他的个人幸福，所谓贪官。 郭大人的行为有序可循，郭大人很幸福。可是，如此众多的女孩，女人，女下属，女供应商们虽然心甘情愿的与郭大人高潮了，她们的幸福并不是，起码不全是从性交，性高潮上得到，而在于郭大人明确或是含糊答应的利益能不能兑现。
滥性的问题正在于此。从太祖爷处讨回对自己身体的主权，得到身体的自由，性激素性高潮归自己管了，但是这个自主权并没有像一个真正的自由权利那样被珍惜，而是被随意的出租、奉献甚至出卖了。
难道滥性真说明咱们没有享用自由的福气？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我的性爱，我的性高潮，如果这些都不能拥有，其它的自由和建立在自由之上的文明层次根本谈不上。但是，由于咱们的自由与主权也只限于自己的身体，身体之上的衍生活动，言论，思想，进而更上一层的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其自由和主权还无从所得。 孤零零的性主权与性自由，要想守住为了性爱而性爱，为了性高潮而性高潮，为了我幸福而性活动这个界限，不用这个自由与主权去交换其它该有而没有的东西也就不可避免了。
咱们的滥性自然不是纯粹欢快的享受。性日记中郭大人之外的众女主角，应该会有与郭大人偷欢之后而无所得的， 这大概也是性日记得以曝光的原因。为了其它目的一通高潮之后无所获，一定百感交集，痛苦自不可免。自由不全是快乐，没有痛苦的自由一定是伪自由。 对滥性带给咱们的刺激、挑战与痛苦，回归性压抑绝不可能，空洞的道德喊话也不是出路，咱们需要的是争取其它仍不存在的自由权利。试想，如果位子有位子产生的机制，官员有官员被检验的渠道，咱们的利益咱们自己盯的紧紧的，郭大人无法予取予求的滥用，日记中的众女主角那还会有心情去和一个貌不出众的已婚中年男人去浪费青春？
从文革中的无性特征到现在的滥性是一种解放。收回性主权，收回性自由是一大进步，是反封建皇权，反文革的不可或缺一步。但是走出滥性及其带来的痛苦，为了我的高兴享受我的身体，需要在性主权之上的独立人格，天赋人权。有朝一日， 当性高潮是为了享受性高潮，全归自己用，不再需要用性去谋利益，那咱们就真性福了，也就真幸福了。
注2：取自毛泽东于1961年所作之诗“为女民兵题照”，后成为女性该有“战斗”特质流行语。
注3：大寨大队是毛泽东树立的农业先进生产单位。大寨的女社员自然个个是种田能手，神勇异常，于是有“铁姑娘”之名。
注4：始自毛泽东在 1928年为红军所立军纪，后逐渐演进为八路军军纪，解放军军纪，文革时成为全国“人民”的行为准则。
注5：文革中及文革后一段时间，个个“单位”的青年归“党的助手”共青团“管 理”。“团委会”是同青团在“单位”的组织机构。
注6：“潘晓”为化名。该事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位青年人各自给“中国青年”杂志去信探讨“为人”与“自我”间如何取舍定位的读者来信。是青年人出文革“革命教育”迷茫心态的标志事件。
注7：“饭”是取自英语“追崇者”的语音。“什锦”取胡锦涛的锦字，“八宝”取温家宝的宝字，整句意为胡温二人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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