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长大的孩子，可能知识贫乏，可能不知道弗洛伊德是何许人士，甚至可以是广义上的文盲，但是自我定位很高档，要改造世界，思考大问题。 自视甚高的一个原因是咱们懂哲学，世界上的革命形势没有弄不明白的。
经过初期的超疯狂，七十年代初，林彪林大帅事件前后（注1），太祖爷忽然让大家学哲学，要识别马列主义骗子。中学的孩子们在学校也学。 尽管听说过一串马列哲学经典，见过的就是太祖爷的“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注2）。其实两论中的一些段段，早就在学“毛主席语录”时倒背如流，只不过背语录如同背密电码，自然不会问其出处。像什么吃梨子的味道，鸡蛋和石头的不同之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等等。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从太祖爷的“两论”中还是能见到智慧的闪光和逻辑的巧妙。
“两论”虽是面向大众的哲普读物，但还是上万字的大块文章。以文革中太祖爷派发的教育水平，让多数人读几万字的哲学文章是强人所难。所以，哲学先简化成了了“两论”，再简化成四个字的真正大众哲学， “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不是太祖爷创造的，但是把哲学简化成辩证法，再简化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最后落实到“一分为二”这四个字的哲学，太祖爷功不可没。1957年，太祖爷二次造访苏联，当时斯大林已死，新上台的赫鲁晓夫大概对太祖爷没有什么威慑力，可能要和赫掌门别一别苗头，太祖爷亮出自己的真玩意儿，给理论权威们讲哲学。在那次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太祖爷把自己辩证法的大众版秀出来，就是“一分为二”。而且是用很有太祖爷特色的通俗化形式信手拈来，“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最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 一分为二，太祖爷的大众哲学开门见客。
优点缺点谁不会？于是，学了哲学的咱们就很会一分为二的认识世界，太祖爷的哲学传承遍地开花。下乡劳动，城里的孩子太阳晒一会儿就打蔫了，收麦子在农田里一趟趟走的稀拉歪斜，眼看着顶不住了，于是就有班里团干部（注3）来给大家打气“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注4）；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把一个简单体力问题一下给一分为二的哲学成历史相对论，于是就继续拖着沉重的脚步扛麦子。为了劳动有个劳动样，一位颇受大家喜爱的化学老师穿了一条双膝打了特大号补丁的裤子。平时这位老师颇注意着装，乍一看到换了装的老师，同学们都忍不住暗笑。于是这位老师就为大家把裤子哲学了一番。裤子平时集功能性 与观赏性于一体，劳动时，裤子的功能性最重要，可以和观赏性暂时分离。裤子打一层补丁，如同穿了两条裤子，保温效果大为增强，同时，膝盖位置的补丁，犹如外加一副护膝，万不得已跪下劳作时，对膝盖会有保护作用。一分为二。
原来这就是哲学，太祖爷伟大。
生活不是不能哲理化，不过庸俗化的哲学就跳出了哲学的范畴。
像许多其它现代概念一样，哲学也是洋玩意，咱们原先没有，只有道，“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下面并不是全部脑残，可以有智慧的闪光。 如果年终总结分列优点缺点是一分为二的哲学展示，这种智慧咱们一直有。咱们的成语“刻舟求剑”就是在批评不会一分为二的愚蠢，宝剑掉到水里的老兄不能把船上船下一分为二，也没有把动态的水和静态的船一分为二。 同样，“守株待兔”也可以总结出类似的道理。生活的经验积累成定理，从定理逻辑推论，就离哲学很近了。不过还是有最后一步，跨过这一步，就有了哲学。这一步就是推论面前一切平等，不受权力和利益影响的自由思想，所谓科学。但是，这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相互矛盾。笔者之一有个祖传的黑色幽默故事。一次某家的老爷放了个屁，甚是响亮。 尴尬之下，近旁的一位仆人大声解围说“不臭，不臭”。 老爷闻声不喜，训斥道“狗屁才不臭呢”。仆人急智之间回应说“臭味刚到，臭味刚到”。如果智慧，逻辑，推论沦为故事中为权力和利益左右的嗅觉反应，就不会有哲学存在的可能。
辩证法是先进的哲学。太祖爷要用一分为二概括辩证法，那是太祖爷的自由。可是，太祖爷要用一分为二统一辩证法，进而统一哲学，就把哲学回归成了天下不变的“道”，哲学一旦不是科学了，哲学就消失了。文革时，哲学界有个有名事件，就是批判杨献珍（注5）的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也是一种哲学理论。深奥的道理不提，单从感性上说，一个东西被分成了两部分，如果不能把两部分叠加复原，那原来的一分为二自然不能成立。合二为一应该是一分为二的另一面，非常浅显的道理。 但是，太祖爷说合二为一是反动的，于是合二为一与杨献珍就立马载 了，前者被开除出哲学，后者被关进监狱（谁是马列主义骗子只是咱们不知道，太祖爷完全了然于胸）。辩证法不再是简单的辩证法，成了太祖爷有版权的辩证法。辩证法本身不能被辩证分析，一分为二本身也不能被一分为二的探讨。所以文革中太祖爷让咱们学的已经不是哲学了，是新版的“道”，所谓意识形态。咱们自认为学到的哲学不但不是认识世界的利器，而是促进人格分裂的半个哲学。与利益相符的时候就玩逻辑，与利益不符的时候就用诡辩。哲学可以带来智慧，促进文明，而半个哲学则让伪君子横行天下。
文革是政治主导，所以充满了利益。一边学哲学，一边见识政治意志所向无敌，伪君子的诡辩伴着咱们长大，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一个例子。“革命小将”为太祖爷的文革冲锋陷阵，破坏一切规矩的“造反有理”被一分为二成光荣行为； “革命青年”被太祖爷派去上山下乡就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一切行动听指挥，太祖爷的指令不可一分为二。 领导世界人民干革命，520声明（注6），太祖爷号召咱们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没过两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大家互敬茅台酒之后，228中美联合公报就对美帝国主义一分为二，“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文革开始太祖爷需要把刘少奇刘大人的系统连根除掉，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干掉刘大人之后，剩下的“坏人”可以一分为二争取过来，于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忆苦思甜把历史一分为二找出太祖爷以前任何饥寒交迫的岁月作陪衬；谁要是斗胆把大跃进引起三年灾害中的饥寒交迫提出来反思就得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为了显示是共产主义真传，代表被压迫的底层利益，幻想对权力举起拳头，高唱“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具体到咱们的革命现实，就高唱“东方红”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场合，由同一喉咙把两个歌先后吼出。自认胸怀哲学大道理的咱们，基本上在扮演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狼心狗肺的脚色。林大帅出事后，成了“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典范， 其实，咱们都是林大帅的同志，只是水平高低而已。最致命的是，咱们并不自知，辩证法、矛盾的对立统一、一分为二说的头头是道，大家都是理直气壮的伪君子。
文革结束， 太祖爷版的意识形态“暴力革命”完成使命“阶级斗争”名声扫地，疯狂不再。哲学书多了，图书馆，书店，大学教室，新理论辈出。哲学在形式上走出了太祖爷的“两论”，靠一个“合二为一”就能混个监狱坐的定式改了。哲学可以在许多场合朗朗上口，掷地有声。又有了资本主义，大家一同炒房，炒股，万众一心向钱看，意识形态好像消失了。经历了两千年多年的窒息，咱们是否第一次有了走出伪君子陷阱的机会？
2009年初，一个中国旅游团在美国的大峡谷出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引起社会关注。 百家争鸣的互联网上，幸灾乐祸的喝彩声居然占据多数。 以时下社会的认知，有钱去的起美国旅游的都是富人，富人都是贪官及其亲属，这些人用不义之财去享乐天理不容，命丧他乡，就算不是死有余辜，也是死有应得。富人有没有正当劳动致富的？就算是非劳动致富的富人，是否罪当该死？互联网上的回答显然是“没有”和“是”。争论和矛盾为哲学的出现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从死人的不幸和宣泄的叫好声之间，咱们迷茫，咱们争论，咱们沉思，然后凤凰涅盘，浴火重生。辩证法真正横空出世，咱们哲理，咱们提升，咱们走向新的文明。
后面的结果当然是胡诌出来的。
像许多其它需要争论，渴望哲理的议题一样，富人是否该死的讨论被一种机制快速淡化，然后就消失了。社会有了个新主题，大名“和谐”。是否官员都是富人？是否富人多是贪官？ 富人是否都该不得好死？ 这些问题太过敏感，讨论可能破坏“和谐”，争论被压了下去，“和谐”了事。
如同一分为二，“和谐”本身并无不妥。相对于阶级斗争的多动妄想狂，和谐是及时的拨乱反正。可是，如同“一分为二”本身应该能被一分为二，“和谐”不可以成为哲学之上的太上皇。顺应自然，顺应人性，达到和谐状态是一种佳境。 不能讨论，不可一世的和谐则成了一个符号。当一切为和谐让路，和谐压倒一切时，尽管是个美妙动听的名字，和谐本身已成了现在版的意识形态，新的“道”。
把矛盾“和谐”下去自然有苦衷。按照太祖爷的革命意识形态，咱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咱党成员的人生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咱党当年的一项伟大事业是推翻了包括官僚资本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 由于咱们封建皇权的基本性质还在，传承与正统是涉及“道”的大事，太祖爷的光环，太祖孙们不可公然亵渎冒犯，前人的故事后人不可以一分为二的去分析。所以咱党还得高举太祖爷的大旗，在和谐的认同太祖爷的背影里进行资产阶级建设的事业。既需要社会大量创造财富，又不能为富人公开说几句公道话。 既想要自己的后代执掌社会的经济命脉，又不能失去政权是代表社会底层大众利益的革命意识形态。 既要让眼下的底层民众尊重现时的财富分配规则，又要让历史上的暴力夺财正义永存。既要让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都归咱党的官僚管，又要坚持官僚资本主义那座大山曾经可恶。如果读者有雅兴，可以找一份“中国共产党章程”读一读。把“马克思主义”，“推翻三座大山”，“阶级斗争”，“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串到一起的前言，是世界上反哲学的最大伪君子宣言。
很清楚，咱们依然没有哲学的空间。原本就不知道哲学的咱们，继续跟党走。为了利益，咱们不惜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注7），毕竟做官是走向财富积累的最佳途径，但同时咱们却在咒骂每个贪官都不得好死。伪君子于是继续成为生活中唯一可行的行为方式。
让社会受用和谐的主题用意何在？把太祖爷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皇权资本主义放到一起需要一种粘合剂。其实，如果让思想自由流畅，给哲学一个机会，不用管意识形态这个“道”，完全可以抛开全民作伪君子的窘境。太祖爷当年杀地主是为了凝聚多数，和解放全人类的高尚口号无关。把太祖爷引下神坛，大家可以一同跳出意识形态的紧箍咒。 农民跟太祖爷干革命是为了取代地主过好日子，人性的本能，不是进步行为。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多得一份财产是千古不变的人性，只要是创造财富，不是偷窃财富或是强霸财富，个人财富应该也必须受到尊重与保护。 做官的功能是管理全民的财产，防止监守自盗一定得有民主监控机制，无论皇族，执政党或是“咱党”多么“大公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管理全民财产的人必须是受制约的仆人，不是随心所欲的主子。
没有思想的自由流畅，没有哲学的空间，意识形态和现实对不上。 于是需要“和谐”这个万能胶水。
如果拉到思维的高度，和谐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有过，名字虽不同，说的是同一个套路。封建皇权之下，咱们真正的通用思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历史上知识性官员郑板桥传下来的“难得糊涂”。为什么需要糊涂？ 明知道皇权是反文明，反自然，反先进，反良知的事情，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皇权不可避免。听命于皇权就是承认我野蛮，我作态，我落后，我邪恶。 文明做不到，野蛮免不了，还要高呼“我皇万岁万万岁”，这太痛苦了。糊涂一下是对必须作伪君子的一种伪君子行为。是明知哲学而不能哲学的一种麻醉剂。
哲学可以让虚伪的高尚现出原形。这也是为什么皇权需要控制一切，绝不可以给哲学留下生存的空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忒清楚了，皇权吃什么？如果太祖爷当年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很伟大，咱们现在正在建造全世界最霸道的官僚资本主义也很伟大？ 和谐就是把要这个荒谬盖过去。靠这种和谐，哲学没有前途， 文明提升没有前途，走出封建皇权文化的老路没有前途。当选择只有做实实在在的伪君子，和遮遮掩掩的伪君子时，痛苦还会和咱们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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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指1971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被指背叛并暴死蒙古的事件。
注2：这是毛泽东于1937年所写的两篇有关哲学的文章。
注3：“党”的预备队“共青团”在中学各班级中都有成员，其中的“领导”称为团干部。
注4：指红军在1934至1935年长征中所走的路程，其间备尝艰辛。
注5：杨为共产党内的哲学专家，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
注6：指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所发表支持越南和柬埔寨的反美声明。
注7：指加入共产党所必需经过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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