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制度在文革前就有，也是文革中少有的几个没被触动的体系之一。为什么不动？必有原因。
文革中的烦心事儿太多，反思文革很少会抱怨到户口上来。作为文革主角的城里人，除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其他几个被太祖爷驱出城去的群体，大都没有感受户口体系的切肤之痛。笔者二人就是典型的代表。虽也曾在文革中“经风雨见世面”（注1），笔者之一的亲人就无端的于文革中在太祖爷的大狱里蹲了七年，可是户口一直没有脱离当时的三个直辖市范围（注2）。太祖爷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注3），虽然是斗争哲学的理论，可道理仍对，社会认识受社会地位的局限。三个直辖市的户口是在等级制的户口系统最上端。不受压迫，就没有设身处地的痛苦感受，当然不知道户口制度之恶。就像当年 晋惠帝司马衷问天下饥民“何不食肉糜”一样。户口系统里最下端的农民就是管给咱们种粮食的，住在农村很正常。城里人哪怕还有点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剩在身上，也不会想到去替农民讨个公道。替和自己无关的弱势发声在咱们文化中不总是强项，“水浒传”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毕竟是施耐庵罗贯中两位大侠的文学想象，缺少的东西才需要用文学去渴望。对城里人，农民只是个符号。
对户口的反思是在经历了居住权的磨难之后才有的。大家知道美国没有户口体系。虽然也有行政管理的社会安全号码体系，但是你想住在那里无人过问。可是外国人在美国居留还是要受美国政府控制。世界上的国家笔者们去过的有限，从各种道听途说中分析，美国就算不是对移民最友好的国家，也是比较友好的国家。可是外国人想在美国长期生活工作，仍须向美国政府申请永久居留证，也就是所谓的绿卡。获得绿卡并不容易，于是要在美国久居的留学生弟兄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为办绿卡，有离婚的，有假结婚的，有乱结婚的，有辞了亲娘拜干娘的，有说曾经受政治迫害的，有赖在学校里不毕业的，有对给能办绿卡的老板卑躬屈膝磕头作揖的。 花样和热闹就多了。经过这通折腾和洗礼，才知道居留权有多重要，是人权范畴之内最实实在在的权利之一，儿戏不得。就想到了咱们户口体系里最下端的农民弟兄们。绿卡毕竟是限制外国人的，可农民按太祖爷的说法是国家的主人。甭说进城了，在太祖爷的户口体系里农民连走出自己的村子都不容易。农民弟兄们是如何落到了这种地位上的？
太祖爷的户口制从1958年正式实施。户口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是对着农民弟兄来的。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当时大量农民弟兄有逐渐向城市迁徙的迹象。中国那时是绝对的农业国家，城市的社会资源就那么多，1958年如果每十个农民中有一个搬到城市里居住，城市的总人口就要增加一倍，的确够太祖爷的中央政府喝一壶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是让农民弟兄在农村的日子好过一点，二是增加城市的资源和容量，接纳农民弟兄和他们一同带来的能量和热情。就是大禹治水的路子。对政府来说，这当然是最困难的办法，也确实需要时间。如何是好？太祖爷号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强加户口于农民身上，没有丝毫马克思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的秦始皇。大禹治水太麻烦，画个圈先让农民在农村待着吧。从户口制实行的那天起，什么工农红军，劳苦大众，农村包围城市，军民鱼水情，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全被太祖爷一次性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如果是为了大禹治水般的大计，逐渐增加农民弟兄进城的机会，暂时的户口一下，缓他个两三年，也无可非议。可太祖爷的户口制一家伙就变成百年大计。农民弟兄们满腔热血提着脑袋为太祖爷打天下，在农村包围城市多年以后把太祖爷抬进了城，而户口则让弟兄们对城市只能永久性的包围而不得其门而入了。
无论是共和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标签下面太祖爷的系统还是封建皇权等级制的老套路。户口就是最好的例子。户口有多种档次。最低一挡的是农村户口。为什么说是最低？因为所有别处的户口都可以迁到农村去，可是农村的户口哪儿都迁不去。农村上面一挡是城镇户口。到了这一挡，你就不是农民了。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的差别是所有户口中差别最大的。农民，必须给国家提供粮食，而有城镇户口的人，国家有义务给你提供粮食。天上与地下的差别。城镇户口之上又有大城市如各省省会的户口。省会的户口之上还有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的户口。 其中以北京的户口为最难获得。好不容易进了直辖市了，市内的户口还有档次。上海在浦东没开发前，上海人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之说。如果你的户口在浦东，想搬到浦西去并不那么简单。同样，在天津市内，你要想从老市区的红桥区搬到洋楼林立的和平区， 麻烦也很大。到了北京就更别说了，东贵西富，东城区和西城区的户口是最难得的。这还说的是老百姓的户口，等而上之北京还有居住地是中南海的户口，可以享用免费的武装保护服务，户口制的层次立体而界限分明。
户口的封建皇权特征除了等级制之外，还有世袭制。农家的孩子生出来就是农家的命，改变命运的可能微乎其微。像留学生为了留在美国想出来的婚个洋老公洋媳妇，或是认个洋爹洋妈的套路用在跳出农村户口的宿命上根本行不通。当年的农村姑娘，嫁个城里人是可能的，可嫁入城市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农村姑娘与城里人结婚之后，仍然是农村之身，没有随城里的丈夫得到城市户口的权利。不但如此，城乡婚姻所生子女的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论男方女方谁是城市的谁是农村的，只要有一方是农村的，其子女只能是农村人之命。这一城乡婚姻子女随农不随城的规定一直延续到1998年才作废。而在城里认个养父养母也没用，原有的农村户口还是不能变。政策严格到什么程度？城里的孤老户认领的农村子女户口可以转成城市户口，条件是孤老们自己的户口得转成农村户口，一对一替换。用“水浒传”中孙二娘的话说“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想绕过户口的限制，没门。太祖爷的法制，制的你五体投地。
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是如此大的一件事儿，于是就有了一个专用名词，叫作“农转非”。三种办法可以达到此目的。上大学，当干部，参军。上大学原本是最可靠的办法，因为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定位为干部，永远脱离农村户口。可是农村的教育水准比城市差，文革之前从农村上大学已经不易。文革的前半期大学停办，这条路就断了。后来虽有了“工农兵大学生”，可名额多被下乡的知青用去，所以文革时靠上大学 “农转非”就行不通了。文革对农村的具体影响可能不如城市大，可是像断了上大学这条最重要的“农转非”之路，文革对农村青年的求平等心愿打击巨大。只不过话语权被城里人控制，农村的感受没全表达出来罢了。打个比方，断了农村青年的上大学之路，犹如断了想出国的弟兄们的留学选项，没有了留学生，绝大部分出国机会就消失了。当年留学之路不开，哪还会有如今“海归”人员多的过剩成为“海待”的盛况？所以文革让原本就无望的农村户口拥有者更加绝望。
上学不成，当干部也不容易。比方像大家都知道的白毛巾不离头的大叔陈永贵，官至副总理（注4），当然有“农转非”的资格。可这种机会太小了。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干部都是农村户口。往上一层的大队干部也是农村户口。只有到了公社一级的少数头头脑脑是吃皇粮的“城镇户口”拥有者。而这些人往往是上面派来的。陈永贵模式的“农转非”基本难于登天。文革开始之后最现实的“农转非”之路是参军。农村人没有在城里生活的权利，可农村人却要为国家尽许多义务，其中的一项是国家需要你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那时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农村人，而参军在农村是要想方设法挤进去的热门事儿。虽然现实是当兵后的生活条件比大部分农村的条件要好，可最引人之处是参军之后有挣到一份城市户口的可能。并不是所有参过军的人都可以得到城市户口，只有当了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此资格。文革时军校生有限，基层军官都是从战士里提拔的。可在三十多人的一个排里争一个排长也不是件容易事，小于百分之三的几率，而这却是一个农村孩子得到一份城市户口的最好机会了。从当兵那天起，战士们就同意为了保卫国家，个人的性命可以搭进去。当兵三年，你可能在南沙群岛晒脱了好几层皮，在青藏高原练了三年的肺，甚至在黑龙江的珍宝岛拿冲锋枪和苏修的坦克交过火（注5）。可退伍那天到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升至排长或以上的军职，农村来的兵还只能回农村去当农民，拿不到一纸城市的户口。世上的事儿从来就没有完全公平过，可这也太不公平了。
如此不公平的户口体系，城里人可以事不关己而无动于衷，直接受害的农民弟兄也毫无反弹的逆来顺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悠久的户口历史让农民被人管惯了。户口制的前身户籍制历史上早就有。从战国时就有户籍的记载。在封建皇权制下，人是可以被别人拥有的，而皇帝拥有所有的臣民。户籍制的目的就是皇帝要对自己的财产--臣民们--，有个帐目。这个帐目的最主要功能，是皇帝收粮食和征劳动力的计算基础。因为历史上地多人少，每人都有几十亩地不是太难的事儿，所以收税是按人头收，早期也不是交钱，就是直接交粮食。只要你户籍在案，每年就要交定额的粮食。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老百姓的心计不是用在有一份户口上，而是用在不要把名字登在户籍上。无名就不用交税。最戏剧化的一次是隋朝之初隋文帝时，户籍上的老百姓多是不必纳税的小孩和老头。为了如实登记各家各户的人员情况，就有了把户籍数字和真人比对的“大索貌阅”一事。各级官员拿着户籍表册到各家查对核实，亲眼看一看户籍上63岁可以免税的张三郎是不是该缴税的27岁的大小伙子。这可能是后来查户口的原始出处。因为每个纳税人都是皇帝的财源，而上交的粮食则是皇帝的唯一收入，皇帝们当然不愿意臣民们经常搬家。找不到人，怎么收粮税呀？所以许多户籍制度不让人随便搬家。每次改朝换代，新皇帝上台几件先做的事之一就是重新登记户籍，把自己的财源理清楚。越“伟大”而“建树”越多的皇帝，其户籍登记的越精确，而往往也越限制臣民的自由迁徙。1958年距清朝终结还不到50年，太祖爷借用从来就没有去干净的封建皇权意识惯性，农民弟兄们轻易被套进来也就不奇怪了。
太祖爷的户口制，和历史上的户籍制没有质上的不同，只有量上的不同。不过太祖爷的系统效率实在是比先前的高出太多，用太祖爷的理论，“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就产生了“飞跃”，太祖爷的户口制就成了史无前例的系统，把农民牢牢的控制在了其身边的土地上。而太祖爷做到这一点的杀手锏是其创新的绝招，粮食供应制。历史上的户籍制，就是控制得再严，出走之人只要身上有银子，在他乡隐姓埋名还是能存活下去。太祖爷一个釜底抽薪，农民们只被允许留下一份将够自给的口粮。要想从政府那里分到粮食，就需要获得随户口而分配的“粮票”。只有城市户口有配发的粮票，农村户口不配粮票。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从理论上说，就是你有亿万家财，在太祖爷制下的中国，如果你不能通过户口而得到“粮票”的话，你是会被活活饿死的。在任何类型的商业销售点，任何粮食和粮食制成品，没有“粮票”，你纵有千金，也买不到一钱一两。直至今日，笔者之一的一个常发性恶梦还是去餐馆就餐因没带粮票而不可得食。 什么是政权？很简单，枪杆子控制粮食，粮食控制户口，户口就是政权。上学权，居住权，工作权，医疗权，这些都是户口的附属品。 在太祖爷的系统里，生存权是完完全全受户口控制的。
当然一不小心也会有短暂的失控。文革开始，太祖爷让红卫兵小将造反。尽管是有控制的造反，可确实有过短暂的一瞬间，靠粮食和户口做终端控制的政权不做数了。这就是文革开始时的“大串联”。笔者的哥哥姐姐一代人在文革中受害最多，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就是“大串联”。在“大串联”期间，不但户口不做数了，最重要的是“粮票”不做数了。到任何地方，只要打出我是来串联的革命小将，就会有你一口饭吃，不需“粮票”。大家的美好回忆是和封建皇权控制的松动连在一起的。太祖爷是何等人物？自废武功的事儿当然不会一直干下去，很快，“大串联”就被停止了。很流行的事儿，停下来如此容易？因为“大串联”所依赖的不需“粮票”的粮食也是太祖爷提供的，一断粮，没吃的了，还串个鸟联。文革的走向一直控制在太祖爷的手掌心里。
除了用粮食控制户口这个硬道理，太祖爷的户口制还有个看似可笑实则有效的辅助系统，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居委会，全名是某某“街道居民委员会”。听上去是“居民”的委员会，实际上是政府组织，既从政府那儿接指令，也向政府领预算。居委会的人员基本上是不工作的老年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这类人以女性居多，所以“居委会老太太”这个概念一直延续到今日。老太太们的功能，和现在满世界装了很多的录像监视器类似，只是在性能上各有千秋。现时的录像器科学精准全天候；老太太们则是五官俱全的全方位的生物感受器，可以拐弯收集物理信号辐射范围所及之外的信息。与录像器相比，老太太们最大的优势还在数量。录像器无论装多少，毕竟还有个数目，老太太好像无穷尽，只要有异常信号，就有居委会老太太在附近收集数据。有了居委会老太太的辅助，户口系统的掌控力越发强大。笔者之一就有亲身经历。文革时笔者的一位远在西北工作的长辈回家探亲。按规定，只要户口不在，就是家中亲友回来住几天也要报临时户口。这位长辈原准备第二天去派出所报户口。 可是，第二天一早，就有人上门拜访， 原来是管片民警来家里查户口。一个民警的责任区少说也要上千家，不可能无端四处查户口，必定是长辈回家的消息由那位“居委会老太太”扑捉到，将信息快速输送给民警，于是民警上门探究有无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那时的老太太和现在不同，大部分都没有文化，其中很多还拥有一双捆绑过的小脚。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老太太们高效率的给太祖爷作侦探，成为“专政”的一部分，这之中的文化沉积怎“浑厚”两个字了得。
如此有效的户口体系在全世界大概独一无二，这就是太祖爷的政权基础。文革的天下大乱把能乱的都乱了，可是从枪杆子到粮食到户口，涉及到太祖爷统治力的，不动如泰山。所以文革中的造反并不是真正的造反，夺权也非实打实的夺权，而是由基本统治力支持的一种权力游戏。在封建皇权的控制下做游戏，自然创造不出新文化，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意义的革命。如果要寻觅文革的皇权属性，全程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户口体系，这个从“大索阅貌”到无数居委会老太太侦探一路传承下来的文化沉积，应该是最好的标示。
注1：出自毛泽东1943年的一片文章，意为让人经受锻炼。是文革时的流行语之一。
注2：文革时中国三个最大的城市为直辖市，既北京、上海、天津。
注3：出自毛泽东1937年所写的“实践论”。
注4：陈永贵是毛泽东所树的“农民”代表。原为山西大寨的一位种田能手，后来官至副总理， 公众之前头上总带着农民下地时遮阳的白毛巾。
注5：指1969年初春解放军与苏联军队在黑龙江省的中苏边境珍宝岛所发生的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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